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南湖上的一条小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特别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段历史。文中提到，为了躲避外界的搜查，原本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的会议最终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上一条游船上召开。相信这句话伴随着朗朗的读书声，早已深深印刻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那么，为何会议的场地需要突如其来地转移呢？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出现。1921年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正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内悄然进行，这也是大会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突然，20时许，一位穿着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闯入会场。李公馆的主人、也是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急忙上前拦住他，问道：“你找谁？”那人没有丝毫犹豫地回答：“我找社联的王主席。”他的语气显得十分镇定，似乎事先做好了准备。

李汉俊立刻反应过来：“这里没有社联，也没有王主席。”陌生人听后显得有些尴尬，连忙道歉：“对不起，找错了！”说完，便匆匆退了出去。然而，李汉俊和在场的代表们都意识到不对劲，大家的警觉性立刻提升，纷纷迅速分散，散会转移。很快，法租界的巡捕就赶到了现场，局势显得愈加紧张。

这位突如其来的陌生人究竟是谁呢？几十年来，历史上对于他身份的记载并不多，仅知道他是法租界的密探。董必武曾在回忆中提到，“有人闯进会场，声称来找‘球’，但他四下扫视，眼神警觉，似乎另有所图。”包惠僧则记得，这个密探穿着灰色的竹布长褂，陈潭秋更是形容他“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陈公博也表示，这个人的举止十分可疑，让人不由得感到疑虑重重。谁能料到，这个身影会在中共一大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上海作家叶永烈无意间揭开了这个谜团。叶永烈是位资深的传记作家，他在一次与老演员中叔皇的交谈中，听闻了一个老人名叫薛畊莘的故事。薛畊莘曾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工作，知晓许多历史细节。叶永烈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年迈的老人，探寻更多的线索。

薛畊莘的回忆让叶永烈豁然开朗。在与叶永烈的交谈中，薛畊莘提到他的上司程子卿。程子卿曾经在解放前与薛畊莘谈起过一件事——1921年某一天，程子卿接到报告，称有一名外国的“赤色分子”在望志路的李公馆开会。程子卿当时立刻决定亲自前往侦查，他绘声绘色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薛畊莘。

这段话语，让叶永烈不禁联想到中共历史中那个一直未解的谜团。显然，闯入一大会场的密探很可能就是程子卿，而程子卿当时的身份正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来自江苏丹徒，因与黑帮老大黄金荣有联系，他顺利进入了法租界的大自鸣钟巡捕房当警士。在黄金荣的庇护下，程子卿很快晋升。

程子卿闯入会议现场，背后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暴露身份有关。程的手下在李公馆附近跟踪到马林的踪迹，并报告给程子卿，程子卿于是决定采取行动，便衣前去侦查。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预感自己日子不好过，他主动向宋庆龄求助。程子卿虽然有过一些不光彩的过去，但也曾有过值得称道的举动。例如，他曾在抗战时期保护过爱国人士邓演达，也曾帮助掩护一些地下抗日活动。此外，程子卿还揭发了军统对宋庆龄身边的一名“美男特工”的安排，及时让宋庆龄避免了“美男计”的陷阱。因而，宋庆龄在了解程的过往后，特地为他向有关部门证明，程子卿在一些事情上的确立下了功劳，从而为他免去了牢狱之灾。

程子卿的历史也因此有了新的诠释。尽管他在1950年代之前并没有勇气将自己闯入一大会场的事公之于众，但在1961年去世前，他曾向薛畊莘透露过这些往事。薛畊莘将这一信息记录在笔记中，经过多年考证，最终被党史部门确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就这样，程子卿这个名字因1921年7月30日的那次闯入事件，悄然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虽然这段历史曾长期被尘封，但如今的揭示，使得这位密探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永远铭刻在了大家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