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随着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破北京，大势已去之下，无奈的崇祯帝朱由检在景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因此灭亡，享国276年。

历朝历代皆有亡国之君，但纵观中国古代史，崇祯帝朱由检这个亡国之君，可能是最让人同情或者说惋惜的亡国之君。他不好女色，在位十七年兢兢业业，很还是节俭，奈何腐朽的明朝已是积重难返，加之自身性格是生性多疑刚愎自用，所以最后成为了亡国之君，多少有些生不逢时的无奈。

今天说起明末那段历史，说起崇祯帝朱由检的末路，很多人都认为崇祯帝最大的一步错棋就是因为找不到背锅的大臣，或者说害怕再现唐玄宗旧事，派太子到南京，万一太子称帝了，自己被架空了，所以是犹犹豫豫的不定南迁之事，也不派太子前往南京，结果是被一锅端，使明朝错失最后的机会。

很多人认为崇祯帝太糊涂，因为好面子问题，找不到背锅的，又自私的害怕被架空，所以是自己犹豫，也不派太子前往南京，等于是坐以待毙，所以最后落得一个自缢的凄凉下场。

其实认真来说，崇祯帝这个人虽然自身性格有很大缺陷，诸如生性多疑刚愎自用，但他并非是糊涂到找不到背锅大臣，就犹犹豫豫的不南迁，就坐以待毙了，相反的是崇祯帝还采取了四大措施，虽然中规中矩，但是参考以往历史来说是没问题的，但他没想到的是王朝末年已是人心涣散，所以这些措施都没有起到作用，因此给人一种他是坐以待毙的感觉。

那么崇祯帝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今天宋安之来具体说说。

一、想要依靠北京之地利，并号召天下勤王

崇祯帝之所以没有南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之前曾经多次被外敌兵临城下，但都平安无事，所以他想借北京的地利之便，来渡过这次难关。

诸如远的来说明世宗嘉靖帝在位时期的“庚戌之变”，当时鞑靼土默特部领袖俺答率军一度直逼北京城下，但并没有攻破北京城，最后是撤兵而去。

近的来说，在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以后的崇祯二年，就发生了“己巳之变”，当时清太宗皇太极绕道入关，都打到了北京城下，结果也是有惊无险，最后皇太极撤军。

正是因为有着之前的成功例子，所以崇祯帝并没有急匆匆的南迁，而是想要以北京之险来抵御李自成的大军。

当然崇祯帝也清楚，光是指望三大营抵御李自成的大军也不现实。更何况历经二百多年的时间，曾经骁勇善战的三大营也是腐朽不堪，不只是“武备积弛”，兵员也是严重不足，战斗力是极弱，所以崇祯帝还“诏天下勤王”。并且还亲自点名吴三桂、左良玉、刘泽清等大将入卫京师。

二、派心腹太监监军要害之地

在号召天下勤王之前，心细的崇祯帝还做了其他准备，那便是“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说白了就是不信任武将，派自己的心腹太监前往各个要害之地监军。

说来也是有意思，崇祯帝在刚刚登基之初除掉了魏忠贤以后，其实对于宦官势力是进行了一定的打压。

但时间久了以后，崇祯帝发现没有宦官势力来监督制衡文官集团也不行，于是“乃复信任宦官”，开始起用自己的心腹太监来监督文武百官，并且经常性派心腹太监去监军。

但因崇祯帝识人不明，所用太监多是奸诈小人，并非可靠之人，所以效果并不是很好。诸如太监高起潜，就曾和大臣杨嗣昌联手害死了明末名将卢象升。

三、发布罪己诏，以拉拢人心

崇祯帝朱由检一生是六下罪己诏，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年，频率很高，共下了两道罪己诏。

在三月十八的罪己诏中，崇祯帝的言词不可谓不谦卑，是说出了黎民的不幸，痛心疾首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诸如“使民罹难锋镝，蹈水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并且说道“赤子沦为盗贼”，言有宽容之意。

而在诚心承认错误和忏悔之后，崇祯帝又想要御驾亲征，说道：“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崇祯帝的这份罪己诏，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承认错误，言有安抚人心之意，意在争取人心。二是想在承认错误和忏悔以后，再顺势拉拢人心，并且进行御驾亲征，想着绝地反击。

但现实是残酷的，在大厦将倾之际，不论诚心与否，没人会听他的忏悔，没人会在乎他承认的错误。更何况他说的再好，也比不上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均田免赋”的口号，这个口号一出，是将当时底层百姓都纷纷拉拢过去，毕竟你说的再好，也没有具体承诺什么实际好处，对于底层百姓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而相比于这份罪己诏，崇祯帝在自缢之际，留下的遗诏，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份罪己诏，却是广为人知，并且更能让人感受到他的无奈和对于“赤子”最后关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四、派李建泰督师出征

在李自成大军压境之时，崇祯帝曾无奈的想要督师亲征，但大臣纷纷阻止，最后是派李建泰督师出征。

李建泰是曲沃人，当时向崇祯帝提出“愿出私财饷军”，也就是说不要朝廷的钱，我用自己的家财招兵买马，来对抗李自成的大军，当时苦于国库空虚的崇祯帝自然大喜，为李建泰举行了隆重的出师礼仪，赐尚方宝剑，并且是手敕曰“代朕亲征”，对其可谓是寄予厚望。

李建泰离京时“所携止五百人”，崇祯帝期待他创造一个奇迹，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李建泰一出京就“闻曲沃已破，家赀尽没”，直接是吓得“惊怛而病”。

出师不利的李建泰是“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兴，城门闭不纳。留三日，攻破之，笞其长吏”，后来见到李自成的大军势如破竹，连决战的勇气都没有了，一仗都没有打过，最后是“贼锋已逼，不敢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为贼将刘方亮所执，送贼所”。

可以说这次出征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在当时连一朵浪花都没有掀起，崇祯帝寄予厚望的希望，并没有改变当时一点点局势，简直是讽刺。

最后总结来说，平心而论，崇祯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漏洞，以借北京之地利，并且号召天下勤王来看，他这个操作并没有什么问题，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人心问题，如果面对外敌，面对北方边患，这个措施肯定没问题，到时候肯定援军不断，北京难破，明朝内部是万众一心。

但他这次面对的是内部崛起的李自成，李自成能崛起到当时如此地步，不只是意味着大明已经人心涣散，更是意味着当时大部分人已经将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视为下一个大一统朝代，面对外敌，他们肯定抵触，但内部崛起的势力，认同感自然高，自然是不一样，所以李自成从西北进军北京，一路上是势如破竹，也就是宁武关之战，遇到了明将周遇吉的殊死抵抗。

再加上明末因为内忧外患，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已经明显下降，地方将领拥兵自重，已有军阀化情况，还有崇祯帝这个人生性多疑，导致忠心耿耿的大将诸如孙传庭和卢象升死的很是憋屈，所以在明朝大厦将倾之际，这群将领自然是出于私心而坐壁上观，也就是来了唐通带领的八千人。

当然还有一个吴三桂也是听从崇祯帝的诏令率兵入京，但还没到北京，明朝便灭亡了。这里存在一个争议，有人认为吴三桂是出于私心，故意拖延时间，以静观其变。有人认为身在宁远的吴三桂入京，需要带领大量百姓入关，所以拖延了进军速度，因此并没有及时赶到北京。关于这点宋安之个人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当然具体如何，需要进一步详细的深挖和分析当时史料，才能做出明确判断。

再以派太监监军来看，其实这在明朝也属于是正常操作。

因为自明成祖朱棣登基，并且重用太监以后，明朝就慢慢发展成为监（司礼监）、阁（内阁）共理国政的模式，也就是是明朝的政治格局是宦官与文臣相互制衡和监督，他们共同掌握大权，替皇帝处理大部分政务，而皇帝居中调节不至于大权旁落。

宦官势力不只是在朝廷上，在军队方面，皇帝也经常派心腹太监监军。因为较之不常见的文武百官，皇帝自然是相信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太监，而太监监军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成祖朱棣时期。

可以说崇祯帝朱由检派太监监军，是个正常操作，按照惯例做的这个决定是没错的，但派的具体执行人就有问题了，结果是除了个别忠心耿耿的太监，到了最后大部分太监面对李自成的大军是望风而降。诸如负责镇守居庸关的杜之秩，在李自成大军到来之际，并没有抵抗，而是直接投降。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固然有着明朝大厦将倾，所以树倒猢狲散的原因。但更与崇祯帝识人不明有关系，他在位十七年，忠臣没有好下场，奸臣总是受到重用或者不受惩罚，用人方面可以说很失败，对于身边的太监自然也是看不清楚，所以重用了一批薄情寡义的太监，因此最后被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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