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的将领晋升中，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军事科学院以及武警部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这一现象反映出，与曾经历战火的“战将”相比，当今和平时代我军高级将领获得实战经验的机会明显减少。然而，伴随这一变化的是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科技素养迎来了质的飞跃。在现代战争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打赢未来的战争要求我军在和平建设时期不断进化、进行必要的转型和升级。

自1988年以来的上将中，部分来自于那些开国将领的后代。例如，1994年担任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主任的丁衡高，他是著名的军事指挥官聂帅的女婿，也是聂力中将的配偶。此外，彭小枫是历史上著名将领彭雪枫的儿子；刘源则是刘主席的亲生儿子，而张海阳是开国中将张震的后代。这些新晋的上将中，有9位是属于武警部队系统的代表，分别是：1998年晋升的司令员杨国屏，2000年晋升的政委徐永清，2004年晋升的司令员吴双战和政委隋明太，2012年晋升的司令员王建平及政委许耀元，2015年晋升的司令员王宁，以及2020年晋升的司令员王春宁和2022年晋升的政委张红兵。

自新军衔制度恢复以来，总共产生了209位上将军衔（以及相应的警衔）。然而，随着后来的调整，有3位被取消了上将军衔，1位被剥夺了这一荣耀。因此，实际拥有上将军衔的将领数量降至205人。再加上57位开国上将，自建国以来，我军的上将总数达到了262人。这一数字不仅代表了历史的延续，更是我军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