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北宋时期的全才，才情横溢，既能写诗词，也能绘画、治理政务。他深受百姓喜爱，同行敬重，然而朝廷对他却始终不待见。几番将他发配到地方，命运如过山车般起伏不定。

1057年，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参加了进士考试。主考官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巨擘，他看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时眼前一亮。苏轼的文章视角独特、思路清晰，最终得到了状元的桂冠，瞬间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欧阳修、梅尧臣等前辈纷纷看好这位年轻才俊，大家都认为他会在朝廷中大展宏图，但十年之后，苏轼的仕途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几年来，苏轼通过了更加严苛的制科考试，被任命为“凤翔签判”，开启了地方官生涯。凤翔地处偏远，远离京城的繁华，但苏轼并未因此懈怠。他继续写诗、练字，也认真治理地方。然而，家里突遭变故，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因丁忧回家三年，导致仕途暂时停滞。重返政坛时，朝廷已经发生了变化。

宋仁宗去世，新皇宋神宗即位，改革的号角随之吹响。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意在通过如青苗法、免役法等一系列新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但这些新法实施后，各地百姓的反应强烈。苏轼并不反对改革，但他认为王安石过于急功近利，许多政策过于急功近利，不考虑后果。他直言：“治国如治病，不可猛药去疴，反伤根本。”然而，新党派的领导人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由于立场的不同，苏轼与变法派发生了冲突，他因此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杭州是一片美丽的土地，西湖如诗如画，百姓对他充满感激。他修缮西湖、修建水闸，组织民工治理水利，成绩显著。但即便如此，朝廷依旧没有给予他更多的关注和晋升机会。

之后，苏轼先后被调任到密州和徐州。在密州，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表达了他内心的豪迈与压抑。在徐州，他抗洪有功，成绩也是不小的，但仕途始终未有起色。

1077年，苏轼被调任湖州，他一到任便上书朝廷，公开批评新法的种种问题。这一行为触动了新党的神经，尤其是王安石的支持者们。新党开始搜集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指控他“诽谤朝政”。这场所谓的“乌台诗案”最终将苏轼推上了风口浪尖。

苏轼被押解回京，关进御史台大牢。命运危在旦夕，他甚至写下了遗书，准备赴死。监狱中的日子极为艰难，狱卒甚至念着他曾写下的诗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过，在友人的帮助下，苏轼最终保住了性命，但他被贬至黄州，担任一个几乎没有实权的“团练副使”。这次贬职成了他仕途的转折点，从一位京城的才俊变成了地方的弃儿。

黄州的生活远离了他熟悉的繁华和权力，日子清贫，苏轼没有俸禄，只能靠自己耕种生活。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他反思人生，尝试从苦难中找到乐趣。四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其中《赤壁赋》与《前后赤壁赋》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他的思想也开始变得更加洒脱，不再执着于世俗的功名利禄。

尽管他已超然物外，但命运的波动依然未曾放过他。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旧党司马光重掌大权，全面推翻了王安石的变法。在这一时期，苏轼迎来了短暂的仕途高光时刻。朝廷召回了他，让他重新担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等职。苏轼开始再次回到政治中心。

然而，新的政治风云很快又改变了他的命运。1093年，太皇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掌权。这一次，新党的领袖章惇比王安石更为强硬，并对苏轼展开了更大的打压。1094年，苏轼被贬至惠州，远离了政治的核心，而章惇依旧没有放过他。

1097年，苏轼被再次流放到更远的儋州。海南的环境极为恶劣，被称为“瘴疠之地”，几乎所有被流放到那里的人都没有再回来的可能。然而，苏轼依旧没有放弃，他开设了学堂，传播中原文化，试图为当地百姓带来希望。尽管生活艰难，他依然保持乐观，感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儋州的日子，虽然艰辛无比，但他把生活当作一场修行，不再纠结于党争。中立在那个时候是种奢望，但苏轼依然尽力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改善百姓的生活。最终，在1099年，苏轼终于被赦免回到大陆，但此时的他已年过六十，体弱多病，无法再担任公职。1101年，苏轼因病去世，享年七十。

他一生并非坚定支持某一派系，而是始终保持着中立。新党觉得他顽固，旧党认为他不够坚决，结果他两边不得罪，却也两边不讨好。无论在政治上如何挣扎，苏轼的才华、作品以及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都使得他成为了后人心目中的伟大人物，影响了无数人，成就了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