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在内蒙赤峰敖汉旗，考古发现兴隆洼遗址，后来又在相距不远之处发现兴隆沟遗址，它们都被称为“兴隆沟文化”。

在这些遗址中，考古挖出几千粒炭化粟黍，经过黍粒同位素测定、遗址科学断代等综合判断，证实它们距今绝对年代为7670—7610年前，且中外其他黍与之基因同源。

据此，证实黍起源于中国，而非西方所说的西亚。由于古今人类社会之中，无论文明如何璀璨，科技如何发达，都逃不过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因此中国黍被驯化成熟后，兼之黍适合干冷地区，于是黍就向西传播，故而中国以西很多遗址之中都有黍。

问题在于：随着越深入的研究中国黍，研究中国以西各大上古遗址中的黍，却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越研究中国“黍”、西方历史就越被质疑，乃至西方历史叙事有被颠覆的可能，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西方断代重大错误

由于中国以西很多遗址中都有“黍”，于是过去西方学者都对这些“黍”有过断代，但新世纪后中外研究发现，其中存在诸多重大错误。

首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曾指出：中国曾利用DNA技术研究西亚黍、欧洲黍，与中国黍基因同源，但“原来号称有6000多年历史的西亚的黍，年代都不早于4500年，因为原来估计的年代就差别很大”。

至于欧洲匈牙利的黍，原先认为具有5000年历史，但严格检测之后只有3500年的历史，都被高估了1500年以上。

其次，今年《中国科学》发表了《公元前第二千纪以来东欧平原西南部黍作物的利用》论文，对罗马尼亚的巴亚-因穆基遗址和多布若瓦茨遗址里发现的黍进行了碳十四检测，结论是“虽然黍粟遗存常出土于欧洲5000BC年以前的遗址地层中，但其测年结果均晚于1600BC”。也就是说，罗马里亚黍的年代被高估3400余年。

第三，2020年西方学者论文《新AMS碳十四测年数据追踪了黍种植的传入与传播及史前欧洲农业变革 》指出：在号称“公元前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检测到的欧洲黍年代距今不超过4000年。

与之类似的论文还有不少，都是在号称更古老的遗址中，检测到的黍却很“年轻”，普遍比号称的遗址年代年轻数千年。

显然，西方在黍的断代问题上存在重大错误，将黍的年代普遍高估了数千年。其中，以前西方一本正经的论文考证出“黍源于6000年前的西亚”，为何他们写论文、下结论时，没有严谨的做一做科学测年呢？

断代错误背后思考

按照正常思路，既然该土层中的黍断代错误，那么过去对该土层的断代理应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以前认为该土层为距今6000年，但检测出黍只有4000年，那么该土层应该只有4000年，这样才符合正常逻辑。

但问题是：如果以科学检测的黍的年代为土层年代，那么西方历史叙事显然就会出大问题，整个年代框架就要重新构建，西亚欧洲等遗址的断代要普遍下调2000年左右，比如苏美尔文明史就要下调1500多年，就是始于3500年前了，那么能这样吗？如果不这样，该如何解释呢？

对于“黍”断代的错误问题，如今学界给出的答案是“晚期混入”，就是虫子打洞，让晚期的黍粒通过“虫洞”混入到了早期土层。总之，以前对遗址的断代没有问题，黍的断代错误是特殊情况造成的，黍的断代错误不影响遗址断代。

比如，上文《公元前第二千纪以来东欧平原西南部黍作物的利用》指出：距今6000年前的土层中还出土了一些小麦，西方检测结论是公元前4336—4224年，与过去主观臆断的年代基本一致，唯独里面的黍年代都不超过公元前1442年。

一切看起来都很“科学”，都是“科学结论”，但其中诸多巧合依然让人费解：为何西亚和欧洲的虫子总是如此“调皮”，总是让黍混到更古老的土层中？到底是虫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甚至，匈牙利黍和西亚黍为何不约而同的混入到1500年前的土层中？

最后，虽然黍的断代错误问题，如今看似已有“科学解释”，但这种解释显然还有些苍白，原因很多，笔者简单谈两个与之相关的：

首先，以黍的年代为遗址土层年代，将西方对苏美尔、古埃及的年代下调，那么虽然它们的历史将不再悠久、不再神奇，但却将更符合生产力原则，很多缺乏演化链的、突然出现的“原创”发明也就有了外部传入的解释，总之下调年代的确让人对其祛魅，但却会变得更为真实可信一些。

其次，以黍的年代为遗址土层年代，西方无法承受这样的断代结果，因为这将直接摧毁西方构建的历史框架体系，西方中心主义构建的历史优越性也就会轰然倒塌，所以西方可以丢弃黍的断代、承认其断代错误，但不能否定遗址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