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卫生部长小肯尼迪推出的许多政策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医疗体系，使得美国人的生命处于巨大风险之中。美国《大西洋月刊》日前发表题为《美国为何病得这么重》的文章，强烈谴责特朗普政府。

凤凰网“天下事”编译全文如下：

公元168年冬，著名的希腊医生盖伦（Galen）抵达阿奎莱亚，这座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的意大利城市。自罗马建立以来，阿奎莱亚已发展壮大，但在长达两百年的罗马和平时期，其防御工事却逐渐衰败。一年前，一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武装队伍渡过多瑙河入侵阿奎莱亚，罗马两位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卢基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随即赶赴阿奎莱亚，组建了两个军团并重建了城防；他们计划以此为基地对抗入侵者。

然而，盖伦被召来是为了对抗另一种入侵者。一种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的早期变种，随着军队传入阿奎莱亚，并迅速蔓延开来。皇帝们纷纷逃亡，但维鲁斯皇帝在逃往罗马的途中染病身亡。盖伦试图遏制疫情蔓延，但阿奎莱亚的大部分居民还是丧命。

他们只是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瘟疫）最终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这场瘟疫在罗马帝国境内至少夺去了100万人的生命。它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流行病，并在罗马和平时期（公元180年奥勒留皇帝驾崩）余下的岁月里一直困扰着罗马帝国。关于这场瘟疫的细节——确切的病原体、真实的受害者人数——至今仍存在争议，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确定。但一些研究指出，安东尼瘟疫是加速罗马衰落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粮食短缺、人口内迁和过度拥挤早已预示着帝国权力的衰落，并为疾病的滋生创造了温床。而疫情反过来又加剧了恐慌，留下了不信任的阴影，削弱了民众对世俗和宗教权威的信任。

人们常说罗马人每天都在思考罗马，而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颁布之前，政治评论员就已开始忧心忡忡地将罗马的衰落与美国潜在的崩溃相提并论。但鉴于近期的种种事件，罗马的例子确实值得我们深思。衡量一个社会活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其保护公民免受疾病侵害的能力，而这两者往往相辅相成；一方的衰落可能导致另一方的下降。

传染病或许不会对美国的生存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美国公共卫生体系——这个体系曾推动人类历史上全球寿命和生活质量取得一些最显著的进步——如今却摇摇欲坠。美国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抵御微生物入侵其政治肌体的能力，预期寿命和其他指标的进步正在放缓甚至倒退。

人们很容易将这些变化全部归咎于特朗普总统及其现任卫生部长小肯尼迪，他们联手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卫生组织，削减了公共卫生资金，煽动了对疫苗的怀疑，并开始瓦解儿童疫苗接种计划。但“让美国再次健康”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公民信任和社群精神长期衰退的又一步，而正是这些精神支撑着美国抗击疾病的努力。如果这种衰退持续下去，公共卫生时代——这个长达一个世纪、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学安全时期，也是许多其他突破性进展的基础——将走向终结。而这一终结将给这个共和国及其未来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2025年1月，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家医院开始报告有儿童患上麻疹。这些病例最初集中在一个门诺教社区，该社区近几十年的疫苗接种率一直很低。但很快，疫情就蔓延到全州乃至其他地区；截至年底，报告病例数已超过1800例。截至本文撰写之时，疫情仍在持续，美国面临被世界卫生组织撤销麻疹消除地位的风险。

8月8日，麻疹疫情持续占据新闻头条之际，一名叫帕特里克·约瑟夫·怀特（ Patrick Joseph White）的男子闯入亚特兰大东北部的一家CVS药店，用步枪向街对面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总部扫射数百发子弹。据佐治亚州调查人员称，怀特有自杀倾向，并认为新冠疫苗是旨在让他和其他美国人染病的阴谋的一部分。

这只是众多迹象中的两个，表明保护民众健康的系统已经出现故障。尽管我们拥有诸多优势，但新冠疫情在美国造成的人均确诊死亡人数仍然高于其他任何西方国家，而且我们的死亡率恢复速度也落后于其他国家。美国的预期寿命低于其他高收入国家，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美国独一无二，难以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在枪支致死和药物过量致死方面，美国远超其他发达国家，这两项都是美国主要的死亡原因，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身为美国人的代价。但即便撇开这些特殊情况不谈，许多其他指标也指向了错误的方向。食源性疾病似乎正在增加，包括诺如病毒的频繁爆发。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恶化导致军团菌疫情爆发数量不断增加。近年来，破伤风、百日咳和甲型肝炎的病例也有所上升。

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很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州和地方卫生部门预算削减、细菌耐药性日益增强。然而，所有这些疫情爆发，甚至包括枪支和阿片类药物致死，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美国人之间相互责任感的下降。如果把美国人口比作一个人体，那么它的免疫系统就依赖于每个细胞之间的协同作用和共同目标。当协作停止时，身体也就死亡了。

1946年，美国公共卫生署成立传染病中心的那一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约为66岁。疟疾在南部地区肆虐，发热性疾病、肺结核、梅毒和脊髓灰质炎每年夺走数万美国人的生命。1946年出生的每1000名儿童中，预计有34名会在一周岁前夭折，其中许多死于传染病。美国正迈向现代化，但人们面临的风险与今天截然不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早期的大部分职责源于二战期间美国军方为控制士兵传染病而开展的一项行动。战争的规模之大，使得在美国本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卫生体系势在必行——如果士兵在部署前就在家中感染了疟疾，那么在太平洋前线附近喷洒杀虫剂消灭蚊子就毫无意义。应对军事基地附近疫情爆发的措施必须规模庞大、反应迅速，以应对超出军事管辖范围的车辆通行。疾控中心接管后，将这种跨越长距离和不同社区的协调模式推广到了平民群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成立的同一年，流感疫苗开始普及，而由美国支持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结核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致力于推广大规模疫苗接种，启动了全国疾病监测项目，并与资金短缺的县卫生部门和州政府机构共享信息。战时，美国曾开展运动，鼓励和督促美国民众尽自己的一份力来节约资源并志愿参战，这些运动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疫苗接种和卫生推广的行动。

1946年以前，战胜疾病就像登月一样，似乎只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但自1950年以来，全球预期寿命每十年增加四年。天花已被根除，脊髓灰质炎和疟疾病例也大幅下降。在过去的80年里，人类健康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或许超过了此前30万年的总和。

在国内，几代人在美国本土长大，那里没有疟疾、黄热病或伤寒；痢疾等疾病也极为罕见。麻疹和脊髓灰质炎曾是儿童时期常见的疾病，但数百万次的疫苗接种有效遏制了它们的传播。预期寿命增加了十多年，到2023年达到78岁。这是一场公共卫生革命，其意义堪比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任何一场伟大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或信息革命。

其他那些伟大的革命通常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犁、蒸汽动力、化肥、互联网。当然，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研发在人类健康的进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天花和其他一些疾病的疫苗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至少半个世纪，却未能产生广泛的免疫力。真正的公共卫生革命首先是人们看待自身以及彼此关系方式的改变。

流行病学催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病原体不分国界，也不尊重个人。疫苗和其他预防措施本身并不能保证人身安全，只有根除病原体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人们逐渐认识到，根除病原体只能通过地方和全球合作来实现。

在美国，尽管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伦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公共卫生仍然成功地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合作空间。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与其他类似的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的天花病例数仍然相对较高；直到1949年，美国才实现了天花的彻底根除。在日益壮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的推动下，勤洗手、戴口罩、不在室内吸烟以及接受检测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习惯——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也是为了我们周围的人。家长们排着长队等待为孩子接种疫苗，而有进取心的医生们则前往农村诊所，接触最后几个尚未接种疫苗的孤立人群。

这并非意味着美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曾经完美无缺。部分由于种族隔离的遗留问题，美国从未建立起全民医保体系，其医疗保健系统仍然支离破碎，阶级和种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患者能否获得医疗服务。许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想要接受某些疾病的筛查或接种疫苗，却因为经济困难或没有医生愿意为他们服务而无法实现。

然而，有时正是由于这些人坚持要求美国践行公共卫生原则，该体系才得以更接近理想状态。与其他任何机构——学校、图书馆、教堂——一样，公共卫生体系也为传播公共资源理念做出了贡献，它常常克服历史惯性，遏制美国个人主义的过度发展。这项工作始终需要民众的精力和努力。因此，它也始终处于脆弱状态，因为这些精力和努力随时可能消散。

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据健康政策组织凯撒家庭基金会（KFF）称，到2025年夏季，只有83%的家长确保孩子按时接种疫苗，低于四年前的90%。国家疫苗接种计划涵盖的几种疾病的病例正在激增。结核病病例数已达到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脑膜炎球菌病也在上升。麻疹病例数多年来也呈上升趋势，甚至在2025年之前就已如此。

过去50年来，美国民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度下降，对政府、科学和专业知识的信任度也普遍下降。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趋势，造就了我们如今身处的局面。公共卫生机构自身也难辞其咎：他们经常发布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建议。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而诸如佩戴口罩之类的措施也成为了党派之争的焦点。根据盖洛普的调查，目前只有略微过半数（51%）的美国人支持政府强制接种疫苗，低于1991年的81%和2019年的62%。支持率的下降主要发生在保守派群体中，研究表明，政治意识形态或许是预测人们是否拒绝接种疫苗的最重要因素。

医学一直在进步，并取得了一些真正令人瞩目的成果。美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正在急剧下降，随着GLP-1类药物的进步，死亡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随着更先进的癌症筛查工具的出现，癌症生存率也在提高，许多疾病的特效药也已上市。但这种个性化治疗成本高昂，而且并不能使我们集体免受传染病的侵害。

与此同时，曾经夺走数十万人性命的病毒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了。由于某些疾病几乎被根除，此前拒绝接种疫苗的少数人群面临的真正风险也微乎其微。在这种背景下，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这样曾经被视为政府能力无可挑剔的机构，如今却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在怀疑论者看来，它们似乎无所作为，无关紧要。

这就是特朗普和小肯尼迪去年造就的体系：脆弱不堪，失去了公众信任的光环。小肯尼迪大幅削减了各机构的预算，并在一个关键的疫苗咨询委员会中安插了疫苗怀疑论者。今年1月，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轮状病毒、流感和甲型肝炎疫苗排除在外。如今，大多数患者都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接种这些疫苗。

小肯尼迪对公共卫生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他所代表的理念。“让美国再次健康”运动蔑视专业知识，过分强调个人承诺和自由，并拥抱伪科学。这种立场，加上特朗普阵营的阴谋论倾向，使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其他曾经备受信赖的机构成为了攻击目标。在8月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总部发生枪击事件后，数百名现任和前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员工将小肯尼迪视为煽动帕特里克·约瑟夫·怀特发表类似言论的幕后推手，这指的是这位部长此前暗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隐瞒了有关新冠疫苗风险的信息。

马可·奥勒留，这位幸存的罗马皇帝，在当今世人眼中最为著名，主要归功于他的斯多葛主义思想。他的哲学鼓励人们履行职责，并非为了获得赞誉或其他物质利益，而是因为职责本身就是对人生意义的圆满实现。在他的《沉思录》中，他提出了一条格言：“尽你的职责——无论寒风凛冽还是温暖如春，无论双眼昏花还是酣然入睡，无论声名狼藉还是广受赞誉，无论濒临死亡还是忙于其他事务。”

要分析一位生活在两千年前的人的心理活动实属不易，但我们很容易相信，这条格言或许源于他抗击瘟疫的经历。面对盖伦笔下“永恒的瘟疫”，马可不得不团结民众，随机应变，用囚犯补充兵力不足的军队，并下令挖掘万人坑。他意识到，支撑国家的并非仅仅是军队或领土，而是无形的、由共同牺牲和责任构成的网络。最终，最重要的防御工事是那些能够帮助罗马抵御看不见的入侵者的防御工事。

如果美国政府分崩离析，未来的事后调查不太可能过多关注麻疹或轮状病毒疫苗接种率。但抵御日常病原体威胁的能力，却是衡量一个国家应对更大、更具毒性威胁能力的重要指标。细菌和病毒，我们最古老的敌人，它们总是潜伏在城门外，伺机而动。其中就包括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原体。

总的来说，公共卫生体系的衰落与其说是预示着未来的世界末日，不如说是让人想起过去的美国：那时生命更廉价、更短暂，健康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属，流行病经常肆虐乡村和城市贫民窟。如今导致这种衰落的，并非信息匮乏或缺乏尖端医疗技术。相反，共同现实的准则已被打破，随之而来的还有为共同目标而行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