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生态论纲》

冯天瑜 著

“中庸”是华人的基本生态意识。而中庸之“中”，为适应之谓；中庸之“庸”，为经久不渝之谓。可见，中庸与上述产生自农业社会的恒久意识是相通的，它又进而演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

华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型自然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集中到政治家和思想家那里，中庸之道就成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求同存异，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入情尽理、内外兼顾。而这种中庸精神既发端于农业社会，又效力于农业社会，替这个社会赢得稳定与祥和。

与中庸之道密切相关，农业社会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执两用中、温顺谦和的君子风，这甚至发展到对于“辩才”的猜忌。农业型自然经济对商品交易的排拒，对社会公共关系的疏远，导致人们普遍推崇诚信，鄙弃口辩，所谓“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谓“敏于事而慎于言”，都是这类意向的表述。人们往往把能言善辩视作“巧舌如簧”，认为是狡猾的别名，张仪、苏秦一类“辩士”素来被列为狡诈之徒，是“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这同工商业发达的古希腊社会人们竞相学习演说术，并崇拜雄辩家的风尚大相径庭。

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精神也导致一种顺从自然常规节律的生态观。这同农业社会的运行机制有直接联系。农业生产必须顺应并尊重自然规律，起码要按季节行事，这使国人在潜意识里就注意与自然节奏合拍，并形成一种类似于候鸟、蛰虫那样的对自然节奏的敏锐感受。一个有经验的农夫可以从一朵云彩推测天气，从一棵嫩芽估算年成。这种“农夫式”的智慧，对文化人也有所熏染，不少文学家在观察和描述自然景象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与农业生产周期联系起来。南宋诗人陆游写鸟啼就与农业节气相贯通：

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闵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

另一南宋诗人翁卷也善于将动植物的季节性活动与农事节奏联系起来，构成一幅生机盎然、勤奋劳作的农业社会图景：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类似诗作还有方岳的《农谣》：

春雨初晴水拍堤，村南村北鹁鸪啼。

含风宿麦青相接，刺水柔秧绿未齐。

陆游、翁卷、方岳都深谙大自然语言，又通晓农事节奏，这正是农耕社会文人的特征，在游牧生活与工商业经济环境中成长的人不大可能有这样的观察和感受。由于自幼形成的钟爱自然的情趣，也由于中国古代城市尚未与大自然隔离，所以即使在描写城市生活时，陆游这样的农耕文明之子，其诗作也跃动着自然节律：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小楼听春雨、深巷卖杏花，活现出大自然生命的节奏，其间正透露出农耕文明的特有韵律，正所谓“悠然自得，天趣盎然”。

在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农业生产的节奏早已与国民生活的节奏相通。华人的传统节日，包括最隆重的春节、端午、中秋，皆来源于农事，是由农业节气演化而成的，并不像许多其他民族那样，节日多源于宗教。

◎ 节选自《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第三章/冯天瑜

▼

《中华文化生态论纲》 | 冯天瑜

购买

| 内容简介

文化生态学是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对象的一门学科。本书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制度等方面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成机制。作者借用生态学的相关范畴，将文化分为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四个层面，意在以此范畴表达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中华文化史置于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之下，加以梳理、追溯。该书逻辑严谨、视野宏阔，前承文化之精神，后启生态之致思，实为文化生态学之纲要性著作。

| 作者介绍

冯天瑜，1942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区域史和概念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生成史》《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辛亥首义史》《张之洞评传》《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等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微信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