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新，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院长、治安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治安学基础理论、治安法治、治安防控、应急警务。

“在您居住的城市独自走夜路是否感到安全？”

这国际通用的居民安全感测量问题 ，美国盖洛普发布的《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安全感以94%的答案排名全球前列，这反映了中国民众对社会安全状态的高度认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超级大国，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背后的“安全密码”是什么？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治安学”，如何在安全奇迹创造中发挥作用？在AI深度融入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今天，这一良好的安全状态如何继续延续？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连续8年追踪“平安北京”建设的王建新教授。

中国的“安全密码”：治安学是什么？

新京报：治安学专业对普通读者而言可能相对陌生，可否先大致介绍一下，什么是治安学？以及你对这门学科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

王建新：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对外宣称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文化多元的超级大国而言，如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还能保证社会长期稳定这“两大奇迹”，背后一定有一些“安全密码”，一定有其独特的底层逻辑支撑着整个体系的运转。治安学就是与安全和秩序密切相关的学科，其传统文化基因很强大，“治安”两个字取自“治国安邦”“长治久安”。自古以来，治安和治国是放在同一个层级来对待的。可以说，治安学就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生的，是研究治安秩序维护一般规律的学科，是为维护社会稳定培养人才的专业。

王建新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校园。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对治安学的兴趣源于我的个人研究经历。我本科和硕士都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攻读法学专业，主要研究行政诉讼法方向。到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的专业是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更多关注行政纠纷的解决机制。2012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回到母校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当老师。同年，治安学作为公安学下的二级学科正式确立学科建制法定地位。自己很幸运，刚好赶上了治安学学科规范化发展的过程。与很多青年学者一样，入职高校都会遇到学科转型的困境，我当时也面临如何从法学研究向治安学研究转型的问题。

我记得刚入职时，治安学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叫“以老带新”。我就是在老教师的带领下逐步完成了学科转型。青年教师在学术研究中需要参与一些重大项目和学术活动，以快速融入和积累经验。这方面我也是幸运的，从入职第二年开始，我就陆续参与了治安领域一些重要法律制度的制定修订，比如，2013年我参与《管制器具管理条例》的起草，2014年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的起草，2021年我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的修订，这些经历对我个人成长帮助很大。

新京报：你相当于横跨两个学科，可否谈谈这两个学科在研究框架和逻辑上有哪些异同？

王建新：我博士学习行政法学，现在从事治安学研究，两个学科都是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不同学科都是在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国家、社会、个人如何更好发展。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科视角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但都会助力于问题的解决。行政法目的是规范行政权力的运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合法性原则是基本原则，强调“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可为”。

对治安学而言，核心目标就是实现“长治久安”，让社会秩序长期稳定运转下去。对于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法治当然是最重要的方式，但除了法治之外，自治和德治在治安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治安秩序的规范依据除了法律之外，还有诸如村规民约、民间习俗等非正式的规范。这些规范虽然没有强制力，但对于维护日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言，其作用不可忽视。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枫桥经验”，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经验，其核心做法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既给老百姓讲法，同时也讲情和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结合来定分止争。

学生送给王建新的教师节礼物。新京报记者 王远征 摄

新京报：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治安学这个学科是非常本土化的吗？

王建新：治安学是中国特色的维护安全与秩序的本土原创学科。安全与秩序是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不仅是中国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区别在于，不同国家选择通过不同的学科和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的选择是通过治安学研究，坚持依靠和发动群众来维护安全和秩序。其他国家没有设立专门的治安学，而是把维护安全与秩序的相关内容放到其他学科中加以研究，例如，犯罪学或警察学。

《平安中国蓝皮书：平安京津冀建设发展报告（2025）》

主编：王建新

版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5年12月

8年数据揭秘：平安北京建设成效显著

新京报：你主持的北京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安北京建设”密切相关。在整个项目的研究期间，你观察到平安北京建设的最大进步体现在哪个维度？相比之下，哪些维度的改善相对缓慢，甚至出现反复？

王建新：2017年，我们申请到了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开始围绕“平安北京建设”进行第三方评估研究。从2018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对平安北京的建设情况做一个跟踪式的调查，通过问卷抽样调查，反映北京市民对平安北京建设的评价感受。

从总体情况看，经过8年的观测，平安北京建设总体得分均处于“优秀”等级。评估结果表明平安北京建设成效显著，得到广大市民认可，能够满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等各行业部门的安全需要，能够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具体到不同指标得分，每年还是有一些波动变化。近年来得分进步比较大的指标有“矛盾纠纷化解”“居民社区安全感”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等，说明北京市的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在不断提升。相对而言，应急管理领域部分指标的得分不是特别理想，这些指标得分受自然灾害、火灾事故频发影响较大。当然，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也作出了加强韧性城市建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加以提升。

新京报：能否透露一个具体的例子：某项指标暴露出的短板，如何推动了实际政策的调整？

王建新：还是以“矛盾纠纷化解”为例。从整个社会治理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能做到矛盾不上交，后续产生破坏社会秩序的风险就会降低。在评估时，我们的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是否通畅？这个问卷问题最初的得分并不是很高。

在发现这个问题后，2019年我们撰写了一份智库报告，建议畅通基层群众利益表达渠道，听取、掌握相关利益人群的诉求。后来，我们团队的老师还针对“完善接诉即办改革”写了相关报告，都是希望拓宽渠道让老百姓的诉求能够被关注和解决。2021年北京市正式出台《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以地方性立法的方式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渠道和有效途径。从我们的评估看，2022年之后，北京市“矛盾纠纷化解”指标的得分开始稳步上升，到今天处于“优秀”等级。

AI时代的秩序维护：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新京报：在数据采集上，“平安北京”的评估既要依赖官方统计数据，又要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这两类数据在权重上如何平衡？未来是否考虑加入一些新的数据来源？

王建新：做评估最核心的就是要看数据是否真实可靠。评估数据基本上有两个来源：一是主观数据，主要通过对民众的问卷调查反映；二是客观数据，主要通过官方统计或者自主采集来获取。对于主观数据采集，抽样和调查方式对数据质量影响较大。抽样上我们在区域全覆盖基础上坚持随机抽样，确保每一个北京市民都有被抽到的可能。调查方式上，坚持入户调查，培训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组成学生调查团队，按照随机抽样开展入户调查。

有一次调查，我们随机抽到了北京市延庆区一个很偏远的乡村社区，我们的学生还是克服困难花了两天时间坚持把问卷完成，确保了问卷质量。对于客观数据，我们以北京市统计数据为主，辅助使用网络自采数据。基于前面讲的评估定位，在数据使用时，我们给问卷调查数据赋予相对更高的权重。例如，一个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如果包含问卷数据、统计数据和自采数据，其赋值的比例分别是4:3:3。

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应用，我们也想做一些新的尝试。之前的调查是以年为单位，一次性采集一年的数据。而实际上，现在的社会形势是千变万化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实时采集动态数据，这对于整个城市平安建设的了解以及提出相关建议帮助会更大。因此，我们正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客观数据自动采集，未来有望实现实时评估分析平安北京建设状况。

电视剧《向前一步》（2024）剧照。

新京报：随着大数据预测警务和人工智能监控的普及，我们是否正在从“反应型警务”转向“预防型警务”？这种转变会引发哪些新的算法歧视或数据隐私困境吗？

王建新：的确，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安工作也面临转型。过去，公安机关侧重于违法犯罪发生后的打击处置，现在有了新兴技术的加持，可以在违法犯罪发生之前，识别发现潜在风险，做到事前预警预防。这就是现在公安机关正在做的，通过“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新质战斗力，实现由“反应型警务”向“预防型警务”转型。这样的转型对于整个城市安全与秩序的维护是更有益的。

但是，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是利弊共存。人工智能在提升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效能的同时，也存在技术滥用的风险。例如，算法偏见和数据黑箱，可能会使决策逻辑难以解释，可能会增加数据隐私泄漏泄露的风险。对此，我们应当理性看待，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在主动拥抱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要忽视传统治理经验做法，多措并举，综合为治始终是安全治理的规律。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完成一项研究项目？

王建新：古代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治安问题，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是西汉的贾谊。贾谊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治安策》，主要内容是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我们今天谈的“长治久安”就源于文章中“建久安之世，成长治之业”的治理目标。

贾谊在文中还犀利地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想维护好安全和稳定，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内部藩镇割据；二是外族入侵威胁；三是社会秩序稳定和矛盾纠纷化解。他还建议当权者要树立“居安思危”的理念，主动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两千多年过去了，贾谊当年提出的诸多治国安邦之策至今仍在沿用。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很想和贾谊先生一起探讨治乱安危、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治安之道。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城市与学术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建新：城市，尤其是现代城市是人类文明和发展进步的重要载体，也是学术研究的载体。如果没有城市，人就无法进行社会交往，更无法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从大的范畴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文化的一部分。学术研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是最适合学者开展学术研究的城市。

首先，北京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资源。其次，北京拥有顶尖的学术群体，汇聚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领军学者，能够创造优质的学术氛围，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再次，北京拥有一流的学术研究平台，顶尖高校和期刊齐聚，学术团体和研究会常设北京，这些都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王建新书单——

《社会转型与秩序重建》

作者：宫志刚

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这本书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治安秩序建构问题，基于社会转型期中社会结构和社会传统的变化，探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维护良好的秩序，阐述了主体、规范、实体三要素在治安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逻辑关系，为治安学学科以秩序为逻辑起点的学科基础理论建构提供了主要理论支撑。

《治安学范式研究》

作者：李小波

版本：法律出版社2017年7月

治安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需要自己独特的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才能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治安学范式研究》这本书借助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研究治安学的基本要素建构，对治安学基本范畴和知识体系进行了学理性建构。围绕治安秩序的核心概念确立了治安学独特的研究范式，系统回答了治安学要研究什么，以及怎样去研究等学科基础性问题。

《中国治安史专题研究》

作者：陈涌清

版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这本书是作者长期扎根治安史学研究的代表作，也是以治安学基础理论来阐述中国治安史的创新尝试。这本书不同于以往治安史著作单纯的史实描述和介绍，而是紧扣治安秩序这一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串联治安的历史演进。内容上注重官治与民治的结合，充分挖掘中国古代民治传统。同时，还尽力弥补了中西方治安史比较研究的缺失，值得治安学者们阅读和研究。

*受访者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平安北京建设发展报告2018”承担人。

记者/申璐

摄影/王远征

编辑/罗东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