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启蒙》

作者：[德]特奥多·阿多尔诺、马克斯·霍克海默

译者：夏凡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6年6月

《启蒙的辩证法》是一部哲学、社会学经典

《启蒙的辩证法：哲学散论》是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和特奥多·维·阿多尔诺（1903—1969）联袂撰写的一部著作。

20世纪40年代初，当同时代人还在翘首期盼反法西斯战争尽早取得胜利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领军人物就已经对古希腊以来的全部西方文明和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全面、系统、彻底、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清醒而悲观地断言，随着“启蒙沦为神话”，“人类陷入了全新的野蛮状态”，世界历史已经转变为“启蒙的自我毁灭”。二战结束后，从1945年至今的历史进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远见卓识。

就思想史的地位而言，《启蒙的辩证法》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之一，也因其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观念和汪洋恣肆的现代性批判，得以跻身最重要的现代西方思想著作之列。也就是说，《启蒙的辩证法》不只是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阿多尔诺本人的《否定的辩证法》等著作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著作群，而且，它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福柯的《词与物》《规训与惩罚》、罗尔斯的《正义论》等著作构成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核心文献。此外，它足以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霍布斯的《利维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等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相提并论。

就理论层面而言，《启蒙的辩证法》体现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共同思想，只不过是借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人之手将这一思想见诸白纸黑字罢了。《启蒙的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深入分析，对社会批判的理论话语进行革命性转换的成果。一方面，它实现了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向带有浓厚的马克斯·韦伯色彩的“工具理性批判”的结构转型；另一方面，它带有明显的“告别马克思主义”“告别现代性”的特征，从而开了“后马克思主义转向”乃至“后现代转向”的先河。

《电视台风云》（1976）剧照。

在这一理论文本中，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剥削”“阶级斗争”等话语退隐幕后，“人对自然的统治”“极权主义”成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从根本上说，对生产力（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科学技术的批判，不仅标志着“启蒙的辩证法”理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也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脱离了卢卡奇、葛兰西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

话又说回来，“启蒙的辩证法”既是“对启蒙的启蒙”，实质上又是“启蒙的自我反思”，其批判的理论资源仍然来自启蒙理性自身，而不是来自非理性主义。在这方面，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被公认为现代性批判的三位大师。马克思的《资本论》、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和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也是协助《启蒙的辩证法》批判启蒙现代性的锐利武器。实际上，有“法国的尼采”之称的米歇尔·福柯坦承他对“监狱社会”的分析和阿多尔诺对“被管理的世界”的批判有着显著的相似性，而后者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的基本动机。福柯晚年再度发出的“什么是启蒙”的提问，不仅是在质疑曾回答过这个问题的启蒙大师康德，也是在向法兰克福学派致敬。无论如何，启蒙仍是人类的一项未竟之业。总之，《启蒙的辩证法》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哲学、社会学经典，当之无愧地成为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必读书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总设计师和掌门人

1895年2月14日，马克斯·霍克海默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犹太工厂主家庭。1923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获得法兰克福大学的讲师席位，教职资格论文题为《论康德〈判断力批判〉：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联系环节》。

1930年6月，年仅35岁的霍克海默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领导下，最初想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社会研究所从一个较为松散的研究机构成长为思想较为连贯一致的学派，从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聚义厅”变成了马克斯（Max）的“忠义堂”。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总设计师和掌门人，霍克海默高举“批判理论”和“社会哲学”的伟大旗帜，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坚决主张“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进路。

然而，国际资本的垄断化趋势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化倾向使得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不可能，与之相比，批判理论的进展则相对容易一些。20世纪30—40年代，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法兰克福学派吸收了精神分析、现代社会学等新理论、新方法，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经验研究，形成了《权威与家庭》《权威主义人格》等极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霍克海默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并不适合用来解释法西斯主义兴起、犹太人遭到屠杀的“文明总崩溃”，但是他明确指出，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

霍克海默在1931年的就职演讲《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强调，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证实“在特定国家特定时代中的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角色、该集团成员的个体心理结构的转变与影响着他们并且由他们创造出来的观念和制度的总体之间的关联”。这里的“特定社会集团”显然是“阶级”的代名词。

此外，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市场交换的原则”仍然是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仍然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所以，不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本不可能读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特奥多·维森格伦德·阿多尔诺，1903年9月11日出生于法兰克福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酒商家庭。他出生时的名字是特奥多·路德维希·维森格伦德，随父亲奥斯卡·维森格伦德的犹太姓氏。阿多尔诺这个姓取自母亲的娘家姓氏“卡尔维利‑阿多尔诺·德拉·皮亚纳”，这是一个意大利贵族的姓氏。阿多尔诺的母亲玛丽亚是歌唱家，阿姨阿加特是钢琴家。1939年，阿多尔诺流亡美国时，应弗里德里希·波洛克（1894—1970）的要求，去掉了犹太味儿很重的“维森格伦德”。

虽然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早在1922年就结识了，却一直没有太多的学术合作。与其说是因为阿多尔诺希望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宁可跑到维也纳跟阿尔班·贝尔格（1885—1935，勋伯格的学生）学习作曲，也不愿意从事职业的哲学研究，倒不如说是因为阿多尔诺深受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悲悼剧的起源》里的“自然史”概念的影响，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像动植物一样“成长、衰亡和腐坏”的历史，与霍克海默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不大合拍。

1934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成员被迫流亡，学派的活动先搬到瑞士日内瓦，最终落脚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欧洲局势的发展使得流亡美国的霍克海默逐渐意识到阿多尔诺和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进路的合理性。1937年，霍克海默邀请阿多尔诺访问纽约。阿多尔诺回英国后，霍克海默打电报请阿多尔诺来社会研究所工作，参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

1938年2月，阿多尔诺抵达美国后，他们开始考虑重新合作，目标是“一本极有可能非常重要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1938年，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新研究计划的第一条就是要写一本《辩证逻辑》，对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系统的阐释。他的设想是将“因果律、趋势、进步、法则、必然性、自由、阶级、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辩证法”等概念都当作“质料的范畴理论”的一部分来探讨。《启蒙的辩证法》的写作这才提上了日程。然而，此时它仅仅是一个理论研究计划。

1941年初，由于霍克海默的心脏问题，医生建议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疗养。于是，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海滨城市圣莫尼卡（位于洛杉矶附近）。霍克海默从繁重的日常事务中抽身出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他挑选阿多尔诺（而不是弗洛姆、马尔库塞或洛温塔尔）到洛杉矶来和他一起合作著书，完成批判理论的基础研究计划。此时的阿多尔诺已经失望地发现普林斯顿研究的取向过于实证主义、过于为行政管理服务了。

理性的实质是统治自然

1941年11月中旬，阿多尔诺夫妇从纽约驾车前往洛杉矶，搬到离霍克海默的住所不远的地方。他们几乎每天下午都见面，要么在阿多尔诺的寓所，要么在霍克海默那里。阿多尔诺的妻子格蕾泰尔用打字机记录他们的谈话，供进一步推敲。经过反复讨论，到1942年初，两位作者确立了《启蒙的辩证法》全书的四大主题。

第一个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理性意味着主体通过抽象思维（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工具）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和普遍规律。对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伴随着人类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启蒙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告别愚昧和野蛮，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玩乐时间》（1967）剧照。

然而，理性本身具有二重性：它既有自由和解放的一面，也包含着统治和奴役的一面。自从人类文明的开端起，理性就一直是人类自我持存的工具。为了自我持存，理性的主体（人）从目的本身颠倒为手段，即征服自然的手段。启蒙的理性化、去神话化不过是统治逻辑的延伸，科学技术的进步不过是统治的进步，技术的合理性不过是统治的合理性。“理性=统治”这一公式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口号中：“知识就是力量。”

在后现代的批判语境中，启蒙的这一口号已经被解构性地阐释为“知识就是权力！”理性的实质是统治自然，包括对外在自然（即自然界）的统治和内在自然（即人的意识、思想、精神）的统治，人对自然的征服和野蛮统治一定会蔓延为人对人的征服和野蛮统治。启蒙后的世界之所以倒退回了神话和灾难，堕落为一个极不合理的世界，是因为启蒙理性本身就意味着统治和野蛮。正如本雅明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一份文明的记载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记载”。极权主义并不是和自由主义完全对立的，而是启蒙理性的内在逻辑的发展和必然结果。

对启蒙理性的反思，构成了全书的第一篇文章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原名为《启蒙的辩证法》，即现在的书名；在1947年正式出版时，原书名从《哲学散论》改为《启蒙的辩证法：哲学散论》，第一篇文章也改名为《启蒙概念》。这篇文章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两人合写的，阐发了他们俩当时的共同观点，奠定了全书的哲学基础。但总的说来，这部著作更多地体现了霍克海默的思想。

除了《启蒙概念》一文，“对启蒙理性的反思”这一主题还包含了两篇附论，也就是全书的第二篇文章和第三篇文章。附论1题为《奥德修斯：神话与启蒙》（以下简称“奥德修斯章”），附论2题为《朱丽叶特：启蒙与道德》（以下简称“朱丽叶特章”）。附论1是对《荷马史诗》的历史哲学阐释，附论2是对萨德侯爵的小说的阐释。

两篇附论进一步强化了“启蒙概念章”关于“理性=统治”的论断。“奥德修斯章”说明了献祭和自我弃绝是人成为主体所付出的代价，文明的历史不过是献祭的内化史，自我持存的历史不过是不断放弃自我、否定自我、阉割自我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被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主体与客体剑拔弩张的对立和无法缓解的冲突。这是文明的缺憾，由此导致了弗洛伊德指出的“文明的不满”。

“朱丽叶特章”强调了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在某种程度上以尼采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连续性。康德的伦理学虽然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却把道德变成了形式主义的“绝对律令”，而形式理性正是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萨德的小说正好是康德的镜像，抽象的绝对道德反转为抽象的绝对无道德。女性身体的物化是以启蒙的“统治自然”为特征的。因为科学的理性仅仅把人的身体视为纯粹的工具——除了功能，身体什么都不是——所以女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被贬低为被统治的自然对象。尼采虽然鼓吹“权力意志”，但那不过是被压抑的自然（被理性压抑的本能冲动）的怨恨而已。尼采并不反对统治原则本身，更无意消灭统治，他只是把统治原则内化为“人对自己的统治”，从而肯定和加强了统治。实际上，越强调人是自己的主人，就越是把人变成了自然。最终，人只能屈服于宛如自然一般的命运——尼采的所谓“热爱命运”，不过是“投降”的委婉说法。

用“文化工业”代替“大众文化”等术语

第二个主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理性颠倒为非理性，启蒙颠倒为“蒙启”，变成了欺骗群众的手段。因此，无产阶级失去了“阶级意识”，只赢得了“物化意识”（卢卡奇语），他们再也不是人类解放事业可以仰仗的社会力量了。

“启蒙概念章”引用了《奥德赛》中的一个故事。为了防止水手们听到海妖塞壬的歌声，经受不住诱惑，导致战船沉入海底，奥德修斯用蜡封住了水手们的耳朵，好让他们专心划桨。这些水手多么像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乃至一切被统治的劳苦大众！群众只是沉默地劳动，从来没有听说过启蒙思想和近现代艺术所允诺的幸福和解放，更谈不上共享启蒙的成果。堵住他们耳朵的蜡就是“文化工业”。

阿多尔诺在20世纪60年代解释，《启蒙的辩证法》之所以别出心裁地用“文化工业”代替更常用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流行文化”等术语，是因为在报纸、无线电广播、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里，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分已经不再有意义。拿音乐来说，严肃的古典音乐和轻松的流行歌曲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劳斯莱斯汽车和大众汽车之间的区别，只具有市场营销上的消费者群体细分的意义，而不再有文化上的高低之分。

在文化工业的同一性强制下，无产阶级被拒于人类文明之外，接触不到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灿烂文化，只知道一味认同现实、顺从现实，不想也不能反抗现实、改造现实，失去了追求自由幸福的能力。资产阶级背叛了启蒙的理想，他们像水手寓言中的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虽然听得见海妖的美妙歌声（启蒙对自由幸福的承诺），却缺乏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

《电视台风云》（1976）剧照。

在文化工业中，主体和艺术、哲学的关系要么是纯粹的冥思静观，要么是分心的娱乐消遣。文化的乌托邦潜能被文化工业彻底耗尽。因此，与其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是一种文化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工业理论，更确切地说，它是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而不是提倡“文化产业化”、研究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

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构成了全书的第四篇文章《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这一章由阿多尔诺写出初稿，霍克海默修改。

反犹主义是启蒙的不合理性的症候

第三个主题，对反犹主义的清算。启蒙的非理性本质最突出地体现在反犹主义现象中。可以说，没有纳粹党徒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就不会有《启蒙的辩证法》这本书。全书的第五篇文章《反犹主义诸要素：启蒙的局限》彻底清算了反犹主义。霍克海默写了初稿，阿多尔诺进行了补充，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大将洛温塔尔（1900—1993）对此文也有贡献。

该文指出，反犹主义是启蒙的不合理性的症候。无论对反犹主义的成因的各种解释说得多么头头是道，多么“合情合理”，都只是在掩盖这个社会的创伤。对犹太人的迫害像其他所有迫害一样，与现存秩序脱不开干系。资产阶级秩序的本质就是暴力，只不过以前它把自己的暴力本质隐藏得很好，现在却暴露了这一本质。犹太人的苦难里深埋着与统治结合在一起的“理性”。反犹主义是对一个惹人注目却又毫无防护的族群的愤恨，这一愤恨拆穿了启蒙理性及其“人权”许诺的虚伪面目。启蒙慨然允诺了幸福，但是被欺骗的群众心知肚明，只要阶级和阶级统治还存在，“自由、平等、博爱”就只能是谎言。他们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犹太人成了被献祭的羔羊。

就此而言，犹太人不过是文明社会的“替罪羊”。与其说反犹主义分子谴责的是犹太人的悭吝，不如说是在指责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其实，牺牲品是任意选择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女性、同性恋者、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外籍工人等族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为统治秩序的替罪羊。反犹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妄想狂，一种虚假的心理投射。因此，正如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只有实现人类的解放，才能彻底解决所谓“犹太人问题”。换言之，只有把个人和社会从盲目的统治自然中解放出来，才能消除这一虚假投射。

批判理论和传统哲学分道扬镳

第四个主题，对哲学体系的反叛。法兰克福学派的旗帜上写着“批判理论”，这一表达固然是用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权宜之计，但也表明了他们和传统理论彻底决裂的决心。就哲学传统而言，这一决裂首先意味着放弃建立宏大的哲学体系的尝试，其次意味着放弃传统哲学的论证方式。《启蒙的辩证法》的行文方式与康德、黑格尔乃至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书”截然相反，既不依赖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也不依靠论点和论据。先不提任何具体内容，单单从形式上讲，批判理论就已经和传统的哲学分道扬镳。

构成《启蒙的辩证法》全书主体的五篇文章根本不是哲学论文，而是散文（德文Essay/英文essay，或译为“论说文”“随笔”），是一种起源于培根和蒙田的文体形式。阿多尔诺后来还专门撰写了《散文之为形式》一文（写于1954—1958年），对他们的方法论和文体学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辩解。也正是这个原因，本书的原名（后来的副标题）是《哲学散论》，原文中的“Fragment”一词直译为“碎片、片段、断章”，这里译为“散论”是为了和“散文”形式相呼应。散文也好，散论也罢，都放弃了哲学体系的总体性建构，而是“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

《玩乐时间》（1967）剧照。

在碎片化写作中，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句子都是平等的（借用阿多尔诺的术语，它们构成了一个“星群”）；而在传统哲学和形式逻辑中，总论点、结论的地位高于分论点，分论点的地位高于论据，从而构成了思想的等级制度。理性思维的特征就是抽象性和普遍性，从而贬抑了具体性和特殊性。作为启蒙理性的自我反思，《启蒙的辩证法》对理性的批判也指向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即思想的等级制。碎片化写作类似于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八度音程内的十二个音符全都是平等的，从而打破了协和音对不协和音的等级制；又类似于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放弃了近大远小的透视法，而是把对象的各个平面全都平摊在二维平面上，从而不再在二维平面上冒充三维对象。碎片化写作追求的是更本真的真实性或真理。

针对黑格尔的格言“真理是总体”，阿多尔诺反唇相讥道，“总体是虚假的”。碎片性反对总体性（用阿多尔诺的哲学术语说，非同一性反对同一性）的斗争不仅仅是修辞学上的词句之争，而是反抗社会的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批判理论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哲学中的总体性不过是社会的总体性在思维上的反映。理性堕落为工具理性，首先反映在语言的变化上。既然社会的堕落包含了语言的堕落，那么反抗一个社会就要从反抗这个社会的语言开始。因此，表达不仅仅是思想的形式问题，也涉及思想的实质内容。碎片性不仅与传统哲学的总体性针锋相对，也是对启蒙理性（确切说，工具理性）的反抗。

碎片性的极致是全书的第六部分，《笔记和草稿》。散文碎了一地，干脆不再是一篇文章，而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无法安插到正文中的二十四片文本碎片。这一部分由霍克海默执笔。至此，由四大主题——也可以说是四大批判——形成了全书的六个部分。主体是五篇散文，包括三篇正论和两篇附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逐句讨论了这些文章，修改了无数遍，终于在1942年完成了《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初稿的写作。

从最初计划写作这部著作的1938年11月算起，写作时间是四年。此时，距离霍克海默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发表就职演讲《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年1月）和阿多尔诺担任法兰克福大学讲师，发表就职演讲《哲学的现实性》（1931年5月），已经过去了十一年。确实是十年磨一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从写作过程看，两位作者都应该为书中的每一句话负责，但是两人的思想、个性、文风存在着诸多差异，有时甚至水火不容。这有点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尤其是第一章“费尔巴哈”）时的情形。作者之间的张力固然使得文本不再是“独白”的“单声部”，而是“复调”（巴赫金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的术语），却也造成了一定的暧昧和混乱，最终形成的文本很可能是折中的产物。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五篇文章分别归属于两人：属于霍克海默的是“启蒙概念章”“朱丽叶特章”“反犹主义章”，属于阿多尔诺的则是“奥德修斯章”“文化工业章”。

1944年5月，为了庆祝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创建者和组织者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五十岁寿辰，《哲学散论》油印了五百份。这是《启蒙的辩证法》的首次问世，但不能说是公开问世，因为发行量实在太小，影响几乎为零。1947年，阿姆斯特丹的克里多出版社（Querido，流亡荷兰的德国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启蒙的辩证法：哲学散论》。

和战争期间完成的初稿相比，出版的文本没有任何重大的修订，只是为“反犹主义章”增补了第7节。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启蒙的辩证法》仍然没有读者。1969年，法兰克福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再版了《启蒙的辩证法》。此前，它仅仅是德国学生运动的“地下”经典。《启蒙的辩证法》的第一个英译本是1972年出版的。法译本出得更晚，直到1974年才出版，书名也改成了《理性的辩证法》，这是个并不怎么准确的译名。

本文选自《神话与启蒙》，为该书中的《绝望与乌托邦：〈启蒙的辩证法〉导读》（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夏凡、陈硕

摘编/何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