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八旗为何不退回东北关外，谋求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炮火敲响了大清帝国覆灭的丧钟，大江南北各省纷纷响应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辛亥革命顿时犹如燎原之势席卷中华大地。四个月后，眼看大势无可挽回的满清朝廷，只得以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的名义宣布取消帝制、退位还政于民。
清帝退位之时，革命党人虽然集结于南京、武昌一线，但外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与之对峙，内部多个派系之间也是纷争不断，革命形势受困于南北对峙局面难以进展。北京城内，清廷尚有直属的武卫军几万余人，还未到兵临城下的最后时刻，八旗亲贵为何不退守东北关外的祖宗龙兴之地，做一番殊死搏斗呢？
其实，清朝入关定鼎天下后，的确曾将满洲八旗崛起的东北白山黑水之地视为旗人的战略后备空间。清政府官方以保护“祖宗肇迹兴王之所”、维护“参山珠河之利”的名义，对关外辽东故地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严令汉人不许踏足关外一步。
大致在今天辽宁省境内，清政府自皇太极开始，相继修建了三条边墙用以分隔界定关内关外两个区域。边墙具体的修筑，先是用土堆砌成高、宽各约一米的堤墙，然后在上面每隔一米多插植柳条，等到柳树长大成荫就起到了“树墙”边界线的作用，所以这三道边墙又被称为“柳条边”。最后再派驻八旗军队戍守巡逻，将所有企图出关的汉人阻挡在柳条边关内一侧，从而达到封禁关外的最终目的。
满清封禁关外以备旗人退守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元顺帝受朱元璋驱逐，蒙古人回归北方草原重建北元政权继续与明帝国对抗，从而延续种族生存的成功经验。而且，满清统治的基础，在于满蒙亲贵之间世世代代的联姻。历代清朝皇帝坐镇京城统治中原、江南汉人之地的同时，也在北方构建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定期于木兰围场采用狩猎的形式巩固满蒙联盟关系。
如此便可理解，为何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咸丰皇帝会选择退避至避暑山庄、木兰围场一带，这里处于满人和蒙古人势力范围腹地，在满蒙亲贵看来是最为可靠放心的地带。
但是，20世纪初的东北地缘形势，早已与清朝初年之时大为不同，关外之地也不再是满人安全的大后方。自从1840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各国纷纷踏足清朝领土，东北地区最大的两只咸猪手，便是北方的沙俄和东面的日本。
沙俄趁清政府衰弱无力之机，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蚕食鲸吞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大片国土。猖獗之时更是以侵占的辽东半岛为中心，修建铁路、构建军事设置、驻守停泊舰队，企图在远东建立一个“黄色俄罗斯”。
明治维新后，强势崛起的日本也以侵略朝鲜半岛、进占中国东北为其扩张的目标。继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十年之后的1904年，日本又与沙俄在中国东北大打出手。胜出后的日本随即在南满地区以满铁运输线为中心，构建其势力范围。怀着“大和民族，盆中之竹，难以久活”急迫情绪的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更是迫不及待得在满铁沿线试验日本向满洲地区的移民，由此被冠以“满蒙开拓团之父”的名号。
清政府也深知以自身的国力，无法抵制沙俄和日本的轮番入侵，只得采取“移民实边”的策略宣誓领土主权，以应对两国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于是晚清年间，清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关外地区的封禁政策，越来越多的关内汉人加入了“闯关东”的大军，来到东北的黑土地上开垦、定居，迅速形成了这一地区中国人对日本移民的人口优势。
由此可见，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的东北地区，早已不是200多年前由满人垄断占据的“自留地”。黑土地上俄国人、日本人、朝鲜人，还有张作霖的军阀割据势力混杂其间，清政府再也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控制。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选择逃生的路线，不是几十年前她丈夫咸丰首选的避暑山庄，而是经由山西进入了陕西西安。可见，在慈禧心目中，这块满人的龙兴之地已经不再安全。
此时的隆裕太后和八旗亲贵，自然也放弃了退守东北关外的不切实际想法。况且，南方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北洋也承诺给予清室丰厚的优待条件，与其僵持恶化到法国大革命一样国王、王后被送上断头台的局面，不如选择“和平赎买”的退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