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明朝风雨飘摇，京师危如累卵。此时，一支号称“闯王义军”的农民起义军，正在以雷霆之势席卷中原。他们的首领，正是出身贫寒、却野心勃勃的李自成。这支队伍在攻城略地的同时，还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迅速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免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不用再向官府交纳沉重的田赋，也不用供养驻军，这无疑是一道天大的恩惠。然而，军队要吃饭、要作战，没有税收，李自成的部队后勤又如何维持？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他们靠什么支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李自成的部队一开始以流动作战为主，缺乏固定根据地。起初，这支军队就像游击部队，主要靠抢掠地方官仓、富户宅邸补给军需。

当时的明末社会，贫富分化极为严重。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富户手中。这些大地主、大商人，家中金银成堆，仆从成群，生活极尽奢华。据《明史》记载，一些富商动辄拥有数百万两白银资产，而官府财政却入不敷出。

崇祯皇帝曾想动用这些富户的钱财纾解国难，但朝中大臣如钱士升、温体仁等人坚决反对，声称“动富室者，伤国本”。结果富人继续敛财，百姓却愈加困苦。

在这种背景下，李自成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应时而生的对策。他的军队进军洛阳后，俘虏了明宗室中有名的富豪——福王朱常洵。

朱常洵是明神宗万历帝之子，封地在洛阳。他不仅占据大片土地，还囤积了大量金银。当李自成将其俘获时，民众围观者众。李自成当庭质问朱常洵：“你身为亲王，金银无数，饿殍遍地，何不赈民？”朱常洵无言以对，最终被处死。他的府邸和财产被起义军充作军费。

这种方式在当时虽然残酷，却实实在在解决了短期的后勤问题。

除了富商和藩王，李自成还将目光投向另一个庞大的资源群体——明朝宗室。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设立大量藩王，企图以“皇族守边”来巩固国家安全。到万历年间，全国已有15万余宗室成员，享受高额俸禄却不承担实质责任。据记载，明朝财政收入中，近三分之一要供养这些闲置宗室。

李自成的军队在攻占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时，专门针对这些宗室府邸展开行动。藩王、郡王、将军的庄园被征用，土地被分配，仓库被清点，一部分用于军粮储备，另一部分作为奖赏发放给士兵。

李自成这种政策，一方面削弱了旧王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增强了起义军的财政支持。

但掠夺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李自成深知，一个新政权若想真正建立起来，必须有稳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借鉴了汉唐旧制，在军中推行“屯田制”。

屯田，是指由军队驻扎在一地，自行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以解决军粮问题。在襄阳一带，李自成命士兵与流民一道开垦农田，恢复农业生产。

据史料《襄阳再陷疏》记载，李自成下令禁止杀人，甚至规定：“杀一牛，赔马十匹。”此令虽严，却也显示出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屯田不仅解决了军粮，还稳定了流民，使许多百姓得以重建生活。起义军由此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军心也因此更为稳固。

与此同时，李自成还大力扶持工商业，以求多元化的经济来源。

明朝后期，苛捐杂税沉重，尤其在万历、崇祯年间，矿监税使横行，导致商人纷纷破产。李自成起兵后，曾明确宣布废除矿监制度，恢复正常商业活动。

在西安、洛阳等地，他下令保护商人财产，鼓励“平买平卖、公平交易”，并免除部分地区三至五年赋税，以恢复民生。此外，李自成还仿照明代货币制度，铸造“永昌通宝”货币，在起义军占领区内流通，试图稳定经济秩序。

这类政策，为他赢得了部分中小商人的支持，也促进了战时物资的流通与供给。

李自成对工匠、手工业者也相当重视。起义军中设有兵工营，由有技艺的士兵和工匠组成，专门制造火器、铠甲、船只等军用物资。在攻占大同后，李自成命令士兵利用当地宗室庄田种粮，同时组织铁匠打造兵器，这种“兵农合一”的模式，提高了军队的自给能力。

正是在这些多元后勤政策的支持下，李自成的军队才能一路攻克潼关、攻入北京，推翻了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

然而，尽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起义军的后勤压力，但也存在明显局限。

首先，掠夺性财政注定不可持续。富商和藩王的财富毕竟有限，一旦掠夺完毕，经济基础随之枯竭。

其次，屯田需要稳定局势，而李自成的军队多为流动作战，屯田难以长久推行。一旦战线拉长，交通受阻，粮草供应就会再次出现问题。

再次，李自成虽扶持工商业，但缺乏系统管理，货币发行也未建立稳定信用基础，通货混乱、市场秩序不稳的问题始终存在。

最终，随着起义军进入北京后组织混乱、纪律涣散，民心迅速转向。清军入关，吴三桂引敌内进，李自成兵败神都，仓皇出逃。

从整体来看，李自成虽出身卑微，却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庞大军队，并通过打土豪、推行屯田、扶持工商业等措施，巧妙地解决了后勤难题。他的政策并非空喊口号，而是立足现实、因地制宜。

然而，李自成的农民军终究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上述的经济模式更多是一种战时应急之策，而非一套完善的、足以支撑长期政权的经济体系。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未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军队后勤保障的巨大需求。

随着战事的持续，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对既得利益者——尤其是京城大批官僚地主的处置失当，使得原本凝聚起来的民心逐渐流失。当更具组织性和适应力的清军入关后，大顺政权未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基础，最终将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