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样的中国通史，能让读者读完发出这样的感叹：

看完这一本，终于有点古代史入门的感觉了。

高中如果读到这本书，大概我就是历史系的文科生了。

看似平淡之语，不知反复斟酌多久才能写出。读时让人静，读后让人明。

这本书就是天才历史学 家张荫麟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中国史纲》。

张荫麟著的《中国史纲》是一本篇幅不大的通史著述，虽属未完之作，但却广受赞誉。作者的逝世，令当时的学术界感到无限的惋惜，《中国史纲》也因此成为他通史著述的“绝唱”。

“第二梁任公”

张荫麟学跨文、史、哲，政论文章也写得鞭辟入里，虎虎有生气。

有人说他是 “最向往追踪梁任公的”， “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

吴宓直称张荫麟“博雅能文”，为 “第二梁任公”。

张荫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向学术权威发起了挑战，显示了他的学术个性。

1923年9月， 不满18岁的学生张荫麟在著名的《学衡》杂志上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与梁启超辩论老子的生年问题。

当时《学衡》的编辑们还以为作者是清华的国学教授呢，想不到竟是一个学生。张荫麟的学术成绩，引起了梁启超的注意。

贺麟回忆说： “有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在听众中问张荫麟是哪一位。”好学深思的张荫麟受到梁氏的勉励。

张荫麟 尽管仰慕梁启超，但孤傲的个性又使他不愿拜访别人，直到进入清华的第五年，才与好友一起，拜谒了自己的这位乡贤。

梁启超欢喜异常， 用广东话对张荫麟说：“你有作学者的资格呀。”

素痴：“素心”地痴迷于学术

张荫麟，无字，笔名素痴、燕雏。广东东莞石龙镇人，生于1905年11月2日（旧历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卒于1942年10月24日，享年仅37岁。父亲张茂如，原为东莞西湖人，后举家迁至石龙镇。张茂如旧学根基较深，对长子荫麟寄予厚望，课督诵读经史甚严。 张荫麟坚实的国学基础，盖与其父的启蒙教育有密切关系。

张荫麟1922年夏毕业于广东省立第二中学，同年秋入 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三年后入高等科，1929年毕业。1929年秋，张荫麟自上海搭乘克里夫兰号轮船赴美留学， 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和社会学。

1933年冬他在香港登岸，为自己的留学生涯画上了句号。他在港、澳做短暂停留，年底到达北平；次年春， 应清华大学之聘，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兼授“历史哲学”课。1935年2月，经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受国防设计委员会聘，编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荫麟只身南下，任教于浙江天目山的浙江大学；冬间，一度到长沙临时大学。迨临时大学再次南迁云南，他回到东莞老家。

1938年夏初，他到香港，与陈寅恪等坐船至越南，从陆路转往云南蒙自，向西南联大销假，仍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教授。后随校迁往昆明，讲授宋史和逻辑学等。

张荫麟笔名素痴，含有表达志向之意，即“素心”地痴迷于学术。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与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连在一起。事实上，张荫麟决不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书呆子，他在生活和学术上的交往圈还是挺大的。

在清华大学的师长中，梁启超、王国维、吴宓、陈寅恪都与他有所关联。 他对梁启超既有挑战，又有尊敬。在清华期间，他虽然很想请梁氏写字做纪念，但终于没有去请，以致“当时许多清华同学，都得着有梁任公手书的对联或条幅，而他竟未得只字。”

梁氏去世后，张荫麟写了多篇高水平的研究和赞扬梁启超的文章，他后来甚至为自己早年批评梁启超的政治活动而感到后悔，说自己 “年稚无知，于其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

《中国史纲》能长盛不衰的魅力何在？

张荫麟学跨文、史、哲，归国后他也上哲学类的课程，但 他的学术重心一直是历史学。在史学领域，除了中国科技史，他在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史、晚清及民国史等均下了很大工夫，有不少精湛的研究论文。 而他花费心血最多的则是这部《中国史纲》，此书也是他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

张荫麟将自己的全部学识和心血都寄托和倾注于这部《中国史纲》中了。张氏的 《中国史纲》之魅力所以能长盛不衰，就在于它具备优秀作品的要素。

第一，张荫麟写作《中国史纲》，持有自己独到的理论。他为该书作的长篇序言，代表了他的通史写作理论，所以该序言曾以《通史方法略论》《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为标题在报纸和学术期刊发表。

第二，《中国史纲》中的史实是作者在广泛搜集资料和严格考证的基础上选取的。张荫麟以考据起家，他在学生时代发表的史学论文，属于考证性质的占大多数。作者说《中国史纲》“不参入考证”，确是如此，但作者在写这本书时所下的考证功夫是一点也没少的。

第三，作者在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方面有自觉的理论认识，并将这种理论贯彻到《中国史纲》的写作实践中。张荫麟提出“历史亦是艺术”的观点。小说与历史之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也。历史学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历史学的艺术性不仅体现在文笔优雅，还要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也”。即要将历史的“精神”表达出来。

通史写作之所以难，在于它需要通识和识见。

《中国史纲》 不仅文字优美，而且充满作者精辟的历史见解，这也是它在诸多通史中光彩鲜亮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汉武帝时期，为什么儒家的正统地位得到了确立？

张荫麟所做的分析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他说，儒家之成为正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个庞大国家的统一之维护，非统一思想不可，这点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得很明白。

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

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与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

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正唯如此， 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

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 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虽曾烜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没有基础，儒家却有之。

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悌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 。道家对于这些信仰，不是要推翻，便是心存轻视；但儒家对之，不是积极拥护，便是消极包容。与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西汉统一国家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

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

这里以简洁质朴的文字，述说了武帝时期意识形态政策的转向。 夹叙夹议，分析和评论有机结合。文约事丰，发人深思。

《中国史纲》缘起于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但在同行眼里，它是十足的中国通史著作。著有《国史大纲》的 钱穆，出版有《中国史》的 金毓黻，热心于中国通史编纂的 顾颉刚，无不把它作为“新史学”以来中国通史撰著洪流中的作品来看待，给予很高的评价。

对张荫麟本人而言， 《中国史纲》又何尝不是他的最高学术追求和人生价值的体现！

贺麟说： “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此言可谓道出了亡友的心声。

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

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 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 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

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 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

——张荫麟 《中国史纲·自序》

周朝的兴起

现在让我们离开想象，回到事实。

当商朝最末的一百年间，在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周字的古文像田中有种植之形，表示这国族是以农业见长。

周王室的始祖后稷（姬姓），乃是一个著名的农师（传说与禹同时），死后被周人奉为农神的。后稷的子孙辗转迁徙于泾渭一带；至古公亶父（后来追称太王），原居于豳（今陕西邠县附近），因受不了鬼方侵迫，率众迁居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境）之下。

这一带地方盖特别肥沃，所以后来周人歌咏它道：周原朊朊，堇荼如饴。以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经过移民的选择，来到肥沃土地，而且饱经忧患，勤奋图存，故不数十年间，便蔚为一个富强之国。到了古公子季历（后来追称王季）在位时，竟大败鬼方，俘其酋长二十人了。古公在豳，还住地穴，其时周人的文化可想而知。

迁岐之后，他们开始有宫室、宗庙和城郭了。季历及其子昌（后来追称文王）皆与商朝联婚，这促进了周人对商文化的接受，也即促进了周人的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