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打开社交平台，我们就会看到围绕各种品牌的“骂战”和热议。从户外运动服饰、手机到汽车，消费一种品牌，同时也意味着分享和认同一种文化。这是已经被诸多文化社会学者反复讲述的道理。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们都通过消费行为，来彰显和表达自我，乃至建构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认同。

1964年，著名的披头士乐队首次访美演出。他们戴着蓬松耷拉的“拖把头”，这种当时离经叛道的打扮在美国引起了极度的道德恐慌。底特律大学的学生甚至专门成立了“扑灭甲壳虫协会”表达抗议。但仅仅4年之后，这样的发型伴随着披头士在美国的影响力扩散变得稀松平常，人们质疑和批判的重点转向了新的长头发。

大卫·马克斯（David Marx），文化记者、职业撰稿人、作家。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作品见于GQ、The New Yorker、POPEYE等刊物。

大卫·马克斯第一次看到“拖把头”的照片时才8岁，那时候他就困惑于为何如此“传统”的发型，曾受到如此多的责难？曾经广受批判的时尚，又是如何变成日常的？日后，马克斯成为一名文化记者和撰稿人，这个问题意识贯穿了他的采访和研究。除了观察美国社会，他还在东京长居二十余年，其间写出引起时尚圈强烈反响的《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

马克斯结合自己的观察以及许多文化学者的论述，提出文化变迁背后的核心机制——“地位渴望”。在新近引进中文版的著作《地位与文化》一书中，他对“地位”一词的界定较为宽泛：在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社群排序中的位置。每个社群，都有一个相应的地位等级制度，名人、有权势和受尊敬的人居于顶部。在寻求优越的地位并保持其稳固的过程中，人们最终会形成某些行为模式，从习俗、传统，到时尚、品位等，这些就是文化。

今年夏天，马克斯来到中国。从潮玩到骑行，从Labubu到B站up主，在参加的诸多新书见面会和读者活动中，马克斯用他的理论回应着中国语境下的各种文化现象。作为一部出手于文化记者的作品，《地位与文化》体现出一种对互联网文化的敏感性：在一个信息爆炸、算法定制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具有体验不同文化的能力，文化对地位的标识度开始变得模糊。于是，我们觉得网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如往日那么“酷”了。一些文化评论者甚至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文化陷入了停滞。

“地位”为何依旧是影响文化更迭的核心？年轻人在网上追求个性，为何最终反倒落入千篇一律的窠臼？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们的文化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在北京与马克斯聊了聊。

采写｜新京报记者 刘亚光

《地位与文化：身份焦虑如何塑造审美与潮流》

作者：[美] W.大卫·马克斯

译者：杨凌峰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

2025年6月

追逐身份的背后，

依然是追逐地位

新京报：有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地位和时尚的关系。你提到，地位这个词在当下不受欢迎，因为它代表着权力。当下，人们更喜欢谈论的可能是“身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以文化作为身份而非地位的区隔，更是一种常态。比如，在互联网上掌握话语权的年轻人，可能既不具有政治地位，也不具有经济地位。你怎么看身份和地位的异同？

大卫·马克斯：像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学者，往往用“地位”来与金钱、权力区分开来。例如，一位牧师可能拥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但并不一定拥有金钱或权力。地位当然并不等同于权力或金钱。即使在贫困人群中，也可能有人拥有很高的地位。此外，我们还应该从不同层面来看这个问题。人们属于不同的群体。有些人可能说，他们不关心自己在全球层面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很在意自己在朋友中的地位，在所在社区或者公司里的地位。

如果我们仅仅从一个狭义的角度看“身份”这个词，我认为身份这个词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有些身份明显更有价值，有些就没价值。决定这个价值的，其实往往是地位。

时尚是一个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流行的服装和发型都是随意的。为什么流行的服饰从紧身牛仔裤变成白色牛仔裤，看起来只是一个随意的变化，但在长期来看，时尚是循环往复的，背后的解释是社会地位的动态机制，地位高的人，影响力更大，他们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来反证自己的高地位，这使得那些原本随意的行为，突然变得有价值。然后，其他人模仿它，但模仿的结果又反过来贬低了它的价值。因此，高地位的人最终不得不创造新的东西。时尚的更迭得以发生。

不同时期的披头士海报。图片来自披头士网站（www.thebeatles.com）。

你看到一个非常富有的艺术家，他可能染着蓝色的头发，你觉得这代表着某种身份。如果你同时看到一个特别贫穷的人，染着同样的头发，你或许会觉得他很奇怪，是某种“问题人士”。个性、身份，是一种“惯例”或者说“常态”（convention）。如果你地位很高，你可以打破惯例，让人们认同你、追随你。所以，每个人不仅仅试图为自己创造身份，他们最想因身份而受到重视。

20世纪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过去人们出生在某个阶层，这就是他们的身份。比如我父亲是农民，我也是农民。今天，我们都试图建立独立的个人身份，而常被人忽视的是，我们都试图建立一个被重视的个人身份。如果身份得不到重视，我们会怨恨。有时，我认为美国政坛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比如，很多人说自己想持有非常保守的观点，他们想被认为很酷，当他们不被认为很酷时，就会非常生气，甚至会说“我们必须摧毁这个体系”，因为这个体系永远也不认为“我很酷”。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过很多次，互联网时代，“酷”越来越难，每个人都想和别人不一样，却发现大家彼此其实都很像。这让我想到，现在Bilibili、Tiktok等受到年轻人欢迎的视频创作平台上，成为博主的一个悖论是，如果想受欢迎，必须迎合潮流；但一旦他迎合了潮流，就会因为不再特别而不再受到欢迎。你怎么看这个悖论？这个年代的内容创作者应该怎么做？

大卫·马克斯：的确，互联网之前的媒体环境与现在截然不同。互联网时代之前，媒体内容基本上由编辑掌控，这些编辑往往拥有非常独特的审美。他们只关注那些拥有同样独特审美的艺术家或创作者，然后推荐给大众。也就是说，你必须创作一些真正能够吸引有品位的人的作品——而它并不一定需要被大众喜爱。在成为一个流行作品之前，它甚至可能并不讨喜。它首先必须是那种让编辑觉得“有面子”的东西，媒体才会觉得有欲望去报道它。

纪录片《智能手机：阴暗面》（Smartphones: The Dark Side，2018）画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社交媒体。它没有中介，创作者往往直接与受众互动。它的商业模式是：粉丝越多，收入越高。流量决定了更多的广告收入，更多的品牌合作和推广机会。你不能通过讨好编辑来做到这一点，因为根本没有编辑，你需要直接吸引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创作最适合大众的内容。在TikTok上，视频会直接推送给你。如果你不喜欢，你就不会继续看。所以，人们慢慢对创意、对新奇事物缺乏了耐心。

这最终导致创作者在艺术创新方面开始缺乏创新精神。他们会路径依赖，模仿那些成功的创作者，进入你说的悖论。此外，人们也极容易被那些纯粹为了“哗众取宠”的内容所吸引，即使这些内容可能触犯道德底线。

很多流行的YouTube博主，在我看来，他们几乎都是“反社会人格”，他们不只是离经叛道，而是真正地打破社会规则。英国的一位创作者拍摄了一个假装“泼硫酸”的视频，结果遭到了强烈批评。美国创作者洛根·保罗（Logan Paul）去日本的自杀森林，在那里拍摄自缢的尸体。这些道德上极其不正确，却能吸引大量关注的内容，对网红来说有利可图。在一个越来越难“酷”的年代，艺术家们甚至宁愿成为“坏公民”，只是为了吸引关注。这值得警惕。

如今，文化只有转变为

金钱才会被渴望

新京报：你认为，虽然文化有个人选择的成分，但在集体的意义上，它是特定地位塑造的。不过，一种文化能否成为潮流，是否依然取决于一些内在的属性？我看到你最近频繁被提问到泡泡玛特公司的产品Labubu。一些评论认为，它能这么火，除了Lisa这些网络名人的宣传效应，它自身的形象体现出一种又凶又可爱的特质，让各种文化里的年轻人都感觉拥有它是个性的表征。你怎么看这些观点？

大卫·马克斯：如果说，Labubu的火爆，的的确确是因为人们喜欢这种可爱又凶的事物，这是人性，那么这种喜爱，应该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累积，对吗？但人们对Labubu的喜欢，是突然爆发的，我认为这还是和它的地位价值相关。人们疯狂地想购买它是为了把它背在包上，发社交媒体，不是为了放在房间里不告诉任何人。每个成功的文化产品，其成功都不是完全偶然，但原因也很多样。但如果人们希望用展示这些产品来获得某种认同，我认为这背后依然是他们认为这些产品代表着身份，进而代表着地位。

产品能走红有其内在属性吗？我其实觉得这很难预测。2012年，韩国的“江南style”火爆全球。但韩国的唱片公司其实2000年代就开始进军全球市场了。他们把各种视频传到YouTube上，配上海外观众易懂的语言。但那时候不会有“江南style”。任何一个爆款产品，都离不开前期搭建的“基础设施”，只是当我们事后追溯其成功，才会去看到它的内在属性。

新京报：你提到“江南style”，作为一个在东亚社会生活十几年的文化观察者，你觉得你书中的理论在东亚社会也适用吗？比如，儒家文化主导的社会，大家通过文化追求地位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在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大家也很在意“酷”这件事吗？

大卫·马克斯：当然，我认为我在这本书里阐述的是一些比较普遍的原则。不过，它们确实总是建立在各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离不开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就像西方中世纪，核心价值观体系都与天主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上帝创造了世俗秩序。那时候所有价值观，都源于这个大的价值观体系。

但我想，现在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唯一通用的语言变成了金钱。无论背景如何，无论身处哪个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惊人的财富，他们往往拥有类似的消费理念，喜欢类似的品牌，去类似的度假胜地。关键在于，这种价值观，只是人们争夺地位的背景。当出现新的地位来源时，现状可能会改变。

新京报：所以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文化资本”已经逐渐被“经济资本”取代，对吗？

大卫·马克斯：没错。很多理论家都论述过文化资本。贵族阶层垄断了财富，同时拥有地位，那时候资产阶级拥有同样的财富，但没有同样的地位。文化资本是一种用于区隔的生活方式。即使到了今天，人们仍然认为“文化资本”意味着懂得欣赏高雅艺术或拥有某种高级气质，文化资本是不断变化的，它的核心要旨，是当你与亿万富翁同处一室时，你能否因为你和他们交流的方式被平等对待。

《艾米丽在巴黎》（Emily in Paris，2020）第一季剧照。

目前，我们生活的社会似乎逐渐不再以文化资本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尽管这种现象在某些领域很普遍。比如，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他出演电影，导演电影，但最终，他创立了一个龙舌兰酒品牌，赚了几亿美元——好莱坞的明星，都想成为成功的商人，他们都渴望拥有财富。人们普遍认为，文化资本只有转化为金钱才有价值。

年轻人依然想“酷”，

却不知道怎么变“酷”

新京报：你提到，在过去，“潮流”意味着某种先锋和反叛。但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是“酷”的。相反，放弃激进的表达，乃至放弃个性，才是现在年轻人的“反叛”。所以，只追求娱乐至死、轻松搞笑成了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内容。我好奇的是，互联网对地位区隔的解构，真的是造成年轻人的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吗？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是否不容忽视？

大卫·马克斯：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11月要出版的新书《空白空间：21世纪文化史》，就聚焦这种变化。我们首先要谈一件事，现在我们常说互联网带来了特别多改变，但其实我们忽略了互联网存在的时间很久了。只不过，那时候它并没有随着智能手机一起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区分很重要。

所谓的“酷”，并不是Z世代（指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追求的，像美国的“千禧一代”就在追求。互联网真正成为主流是在2010年代。我认为，你所描述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潮流，其实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在美国的千禧一代中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追求“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X世代（指出生于1960年代-1980年代的人）的背叛。X世代的价值观，其实是真正强调反叛和个人主义的——“我不想做无聊的工作。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顺从资本主义很糟糕”——这些都是X世代从婴儿潮一代的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嬉皮士式价值观。

《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2010）剧照。

千禧一代正好赶上互联网出现的浪潮。他们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反叛这种价值观，他们认为“只要好玩就去做，没关系”。他们相信大众追捧的、好玩的就是好的，我们“没有理由讨厌任何东西”。他们从流行文化中也得到了足够多的支持。如果一些评论家站出来说，你错了，你应该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情。他们不会听。他们对现状感到很满意。所以美国文化诡异的一点是，人们普遍认为，千禧一代年轻人认为资本主义是腐败的，但千禧一代的目标都是做一个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成功者——成为扎克伯格那样的有钱人。

如今，互联网让一切都围绕着流行文化展开，所有可能的文化体验都在视频或社交平台上“被经验”。在经验层面，没有什么是“个性”的。20世纪X世代那种只有少数人喜欢的、追求个性的想法就完全被否定了。现在，我们无法回到20世纪那种独特的“酷文化”，Z世代已经不理解它了。但他们同样很讨厌千禧一代，因为他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努力工作却得不到回报。

所以，我认为Z世代年轻人处于一个奇怪的境地：因为互联网，他们无法理解20世纪的价值观，但他们也讨厌千禧一代。他们很想反叛一些事，但不知道怎么反叛。有时候他们想变得很酷，甚至有人想回到千禧一代之前的文化，但他们缺乏参照。

《滤镜》（2025）剧照。

慢慢地，青少年一代创造真正能影响社会的文化的能力也在减弱。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婴儿潮，年轻人数量激增，经济蓬勃发展。那时候新的想法往往就能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因此，人们不得不重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年轻人打破了很多规则，甚至影响了中年人、老年人。中老年人认为理解年轻人的文化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如今，一方面是年轻人越来越少——很多东亚社会都面临老龄化问题。有地位的人多是老年人。另一方面是年轻的“网红”们屈服于刚刚说到的流量逻辑，离开社交平台，他们就很难真正创造出好的文化。杰克·保罗曾经和泰森直播打拳，但人们只是为了去围观他被泰森打败然后嘲笑一番。时代变了，老年人现在享有很高的地位，并不会再羡慕陷于困境中的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失去对文化真正的影响力，他们创造的东西让老年人不感兴趣。

美国曾做过一项调查，问不同年龄段的人，多少钱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大多数人回答是28万美元，而Z世代的答案是60万美元。Z世代年轻人对财富更加执着。他们也不想从事长期的职业，而是想要立刻得到。我觉得，这主要来自一种急躁和对现行秩序的不信任，但他们也不是那种像嬉皮士那样彻底反抗秩序的人——他们只想赚大钱，然后退出秩序。所以，为什么各种加密货币突然变得如此流行？加密货币提供了一种反叛的理念：现有金融体系不行，我们要创造一个新体系，大家都能赚大钱，都能致富，同时，你不必参与现有的体系，但你仍然可以得到金钱。

《黑镜》（Black Mirror，2025）第七季剧照。

“多元”是好的出发点，

但不应是目的

新京报：我们再多聊聊Z世代年轻人。你在书里指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下互联网上年轻人的一大特征，是对所谓“杂食性文化”（Omnivorous culture）的推崇。这种文化鼓励多元，拒绝对任何一种文化或者观点的好坏加以评价。但据我观察，这种杂食性文化的多元性，背后亦有固定的隐含法则，比如，艺术创作的内容，必须关照边缘群体，多数群体不应该调侃少数群体。一些人也会诟病，多元性背后有自己的“政治正确”。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杂食性文化反而会促成文化的单一吗？

大卫·马克斯：我认为“杂食性文化”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写过很多关于“高雅文化优于大众文化”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精英阶级的偏见，是对工人阶级的歧视。很多人听了这种理论后就觉得，我们别嘲笑大众文化了，我们应该甚至“必须”尊重大众文化。“杂食性文化”本来的追求，应该是要欣赏各种不同的文化，不要评判它们，取其精华。但如你所说，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也有一些隐藏的禁忌，它虽然主张包容一切，但它讨厌精英主义，认为“高雅文化更胜于大众文化”，这种声音不被接纳。

此外，“杂食性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元素，正变得越来越庞大。每次添加新的元素，都会带来一时的新鲜感，但当我们已经吸收了所有元素，就没有新的东西可以添加了，这反而让文化变得很无聊——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反而让文化失去了特色。我始终认为文化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因为它的差异性。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应该包容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风格。但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多元而多元，我们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却失去了辨识度，就得不偿失了。

新京报：那你觉得更好的融合方式是什么？什么是好的“多元文化”？

大卫·马克斯：首先我们要对各种可能性保持开放和包容，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让自己去体验。如果我只听古典音乐，且对其他音乐嗤之以鼻，那就是在自我限制。现在，如果我们有了相当多的体验，就应该重新关注文化的质量本身。比如，乡村音乐，我们应该尊重和包容，但我们必须清醒：好的乡村音乐和糟糕的乡村音乐都存在，就像好的中国菜和糟糕的中国菜都存在一样。

回归创新性和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尊重所有人的口味”。如果我们能分辨好坏，“杂食性文化”绝对是好事。一些更具创新性和更高质量的东西在当下应该得到更多支持，而一些陈旧或者不专业的作品不应该得到支持。比如，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创作者之一“MrBeast”，成为一名“网红”之后，他开了一家汉堡连锁店，也很受欢迎，这家店其实相当不怎么样。我的观点是，大家喜欢这家店，没有问题，但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真正热爱汉堡、致力于制作世界最好汉堡的人身上。

新京报：你提了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即评价文化作品的质量。你书里提到，我们通常可以用文化自身的“复杂性”来衡量其质量——一种好的文化，常常能让我们避免沉溺于单调或者肤浅中，能从多种角度解读。但是，当我们回顾那些最经典的歌谣和电影，比如《泰坦尼克号》，其实讲的往往是最简单的故事，表达的是最简单的主题。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究竟是因为你说的较为复杂的象征性，还是因为它反而是最简单的事物？

《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剧照。

大卫·马克斯：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文化质量”的争论总是如此激烈。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评判文化的方式。我必须说，《泰坦尼克号》虽然对地球上数百万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很流行，但从艺术的角度，我没有觉得它很好。

我觉得它传递的爱情、财富观念有些太简单了，甚至有点强化我们的一些刻板印象。卡梅隆是很成功的商业片导演，除了《泰坦尼克号》还有《阿凡达》，但我曾经问一些学生，能不能列一下《阿凡达》里的三个角色名字，他们都列不出来。

我觉得真正的经典，是需要经过时间检验的，要由后世去评价，10年、100年之后，你还会不会再去看《泰坦尼克号》，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时候，那些更复杂、更具创新性的音乐、电影就会脱颖而出。音乐评论家西蒙·雷诺兹说，如果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具有前瞻性，即使多年之后它看起来过时了，依然能给予人思维和观念上的启发，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前沿思维。就像20世纪的艺术，之所以那么精彩，就在于提出了很多全新的理念，比如立体主义，颠覆了人们对绘画的认知。如今即使我们已经觉得这种理念不那么难以理解，但依然不会否认它在思维和认知层面给我们带来的突破。

新京报：你是一名文化记者，曾在多家媒体供稿。作为中国的同行，我有一个私人的困惑：在一个你所描述的文化趋于扁平、单调的时代，文化记者可以做些什么？不久前，美联社宣布将停止书评栏目。现在没人看书，书评这种传统的文化媒体项目似乎就失去了意义。

大卫·马克斯：我的回答很明确：我们要捍卫自己的社群。人们不读书了，这不是新鲜事。但“人们喜欢做什么”，并不是判断事情价值的准则。就像即使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读《纯粹理性批判》，康德一样很重要，如果有人说，“嘿，没有人读康德，它不流行，让我们抛弃康德吧”，这很荒谬。

《纯粹理性批判》

作者：[德] 康德

译者：韩林合

版本：商务印书馆 2022年5月

如今，我们潜意识里都认为流行的就是好的。所以你或者其他的文化从业者就会想，我真的很关心文化，但也许这并不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啊。放下这些想法，对于那些对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社群，不在意别人怎么想，这非常重要。这很难做到，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么说，会让别人有点不舒服，这听起来像“精英的傲慢”。

作为文化从业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追求。不是说我们要胜过别人，看不起别人，而是比如很多人都喜欢泰勒·斯威夫特，我喜欢不同的音乐，那么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社群，我也应该有我的社群，我们都应该努力为自己的社群创作内容，而不是大家一起一味去迎合喜欢泰勒·斯威夫特的人。首先，文化的这个社群要再次强大起来，它才会再次产生影响力。而如果我们向流量低头，“我们只为粉丝做活动”，那这个社群永远不会强大起来。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