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365天，鎏金银壶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出差”，堪称“最拼”文化使者。这是固博头号镇馆之宝，全球仅此一件的孤品，对于国内外重要的丝路展、中外文化交流展，的确不可或缺。

身姿挺拔，上腹细长、下腹圆鼓，通体闪耀华光，壶身层叠的浮雕与环形单把顶端的雕塑，现出深目高鼻的洋人形象……“看起来分明是外国器物！”面对鎏金银壶，观众难免心生疑惑。“混血”感十足的这尊精美银壶，为何出现在中国西北腹地？

鎏金银壶

萨珊王朝，波斯文化最丰盛、最璀璨也是最后的国度。这尊鎏金银壶，正是波斯萨珊王朝金属工艺登峰造极的杰作，距今约1500年。它采用锻錾、锤揲等七种工艺，壶身环刻连珠纹，是典型的萨珊酒器形制。其灵魂却烙着希腊印记。三组六人被惟妙惟肖地刻画于壶身上，肢体充满张力，面容、卷发、服饰无不带有希腊古典气息，上演着无声戏剧。此场景恰为著名的“金苹果”与“帕里斯审判”——那场引发特洛伊战争的传说。

鎏金银壶跋涉的万水千山更是传奇。诞生于波斯帝国熔炉与作坊的它，随庞大的商队启程，被小心翼翼包裹在柔软的丝绸或毛皮中，驮在稳健的驼峰上，穿越中亚的绿洲与戈壁……最终抵达固原。这条漫漫长路，每一步都伴随风沙侵蚀、匪患威胁与自然险阻。当它最终作为无上珍宝，被北周王朝的柱国大将军李贤拥有，并被郑重置于他长眠的墓室，其旅程本身已成为一个震撼的象征。串起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中华文明的它，证明在交通极其艰难的时代，人类对交流的渴望、对异域奇珍的向往，更见证一个因丝绸之路而紧密相连、彼此辉映的世界。

“外来器物最迷人的地方，不光是新颖，它们没有仅仅停留在使用的层面，而是很快出现了模仿、借鉴、融合、创新。”考古学家齐东方在《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一书中提及，鎏金银壶这类带把、有流的胡瓶，比坛子罐子在倾倒液体时更实用，因而在中国迅速普及到日常生活中，并在陶瓷器中大量制作，唐代后期各种各样带把的壶多由此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