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对于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生男孩还是生女孩？生一孩、二孩还是三孩？女性是快乐妈妈还是绝望主妇？令人失望的是丈夫还是婚姻本身……两位女性主义学者——沈洋与蒋莱，带领你一起探寻生育这个黑箱。

本书不仅是一份对中国都市妈妈生活状态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多元角色的深入思考。通过这些妈妈的故事，读者得以一窥她们在欢笑与泪水、坚持与妥协中的真实生活，感受她们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性别环境中应对生育抉择和母职实践的挑战。

从何时起，生，还是不生孩子，竟成了一个问题？

对我这个生于1970年代末、有一个00后孩子的中年妈妈来说，这个问题问的是要不要紧跟政策潮流，跻身二孩家长之列。而本书的第一作者，1980年代中期出生的沈洋老师，被这个问题纠缠许久，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生下一孩，还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和惶惑中，却隐约遭受到生育新政的辐射，陷入新一轮的纠结。我们俩是分别在上海两所高校任教的女学者，出于对生育、母职、职业发展、社会角色、性别关系等诸多围绕女性生命特质展开的研究议题的共同兴趣，合作进行多项研究，也在对我们的研究对象——生育女性的观察和交流中，梳理出女性个人生命体验和时代、社会发展变迁的连接。随着生育政策变化与生育文明的演进，我们逐渐感知到，从法定婚龄到更年期的女性普遍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抉择问题：是否要生孩子。年轻女性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需要考虑何时步入婚姻殿堂以及何时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到来。而对于已婚并已为人母的成熟女性来说，她们已经在妻子、母亲、女儿、儿媳、雇员乃至领导者等多重身份中忙碌地平衡着自己的生活。同时，她们还面临着是否要响应时代潮流，选择再生一个孩子或多个孩子的决定。那些已经抓紧上一波“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新政的“老手”母亲们，则是最新的三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看，选择的自由和踌躇的负累处于天平的两端，无论你处在人生哪个阶段，居然都能被这个问题问住。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生，还是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还是从我们两人各自的经历说起吧。我们的年龄差距不算大，但都跨越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急剧发展、迅捷转型的高速增长时代，各自的经历都有背后代际群体的特点。

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我的成长过程伴随着整个国家面向世界的大门一寸寸打开的步伐，一边是膨胀无际的放飞梦想，另一边，则是每一位女性长辈、前辈以亲身经历示范的必经之路：结婚生子，为人妻母。可以说，在我们70后这代人的词典里，几乎没有“不婚、不育”这样的关键词；这也恰恰和一度引发热议、如今已渐趋沉寂的“剩女”“剩男”标签有着一致的代际区间——当婚育不再成为必须，又何来被“剩”的污名？新世纪初我本科毕业获得保研资格将升入更好学府深造，母亲既得意又担忧，立刻开始张罗相亲大业，她既期待我事业有成，又担心高学历和事业心会吓退追求者；既谆谆告诫女人要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社会地位，又放不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民间规训；既怕我嫁不好，更怕我嫁不出去。

与女性婚嫁归宿观念同源共生的，是结婚和生育之间不可分割的连体关系。我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结婚不久便意外怀孕，于我个人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好时机，但周遭的声音是一边倒的赞同之词：既然早晚要生，晚生不如早生；两边老人年纪都不大能帮忙，只管生不用担心带；房子和单位都落实了，生完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心全意拼事业，无须再面对“升职还是生娃”的选择题；早点完成任务，身材还恢复得快！在这套叙事体系中，生育被定义成女人不假思索、无可回避的一项任务，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几乎无人问津。很长时间里，我都爱套用香港作家亦舒的“婚姻犹如黑社会”论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事实上，一朝分娩，这项“任务”便再无完成的那一天，回顾育儿一路上的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而自我的探寻、职业与家庭的关联和多个身份的平衡，也是自己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

85后青年学者沈洋老师拥有令我等“老”前辈艳羡不已的求学经历，30岁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下博士学位，回国任教顶尖高校，与同为海归学者的丈夫比翼齐飞，一边在“非升即走”制度的“鞭策”下大力发表英文专著和论文，一边发挥高知专长，理性规划落实买房、结婚、生育大事。在外人看来沈老师属于标准人生赢家，她却视婚育后的生活陷入“一地鸡毛”：试问育儿的烦恼曾饶过谁？踏在房价高点买房的沈老师，会暗自羡慕本书中一些生于70末80初的被访者，她们毕业和初入职场时赶上中国GDP持续10%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在住房收入比值尚合理的阶段踏准了买房节点，甚至在不限购的年代购买多套房，完成了很多90后和00后无法企及的资产积累，也为生育决策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俩之间，她对生育动机和行为有着更为强烈的反思性，还尤其擅长把生育放在社会和时代的结构化图景下考察，为理解这座“黑社会”的来龙去脉增添了充实的学理依据。

把我俩联系在一起的，是从个人经历引发出的研究旨趣，以学术为工具，探究“生，还是不生？”这个每位育龄女性都不得不以实际行动作出回应的问题，如何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职业、家庭、自我，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我的研究兴趣来自“二孩时代”开启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女性的新认识。一方面，过去30余年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最强烈、实施“一孩制”最严格的家庭基本上局限在城市、良好受教育背景、公有制单位、体面就业这几个标签下的育龄女性，在更广大范围的农村地区，二孩乃至多孩妈妈并不鲜见，所以对于真正受到二孩新政影响的少部分处于社会阶层上端的女性，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动她们“再为人母”？另一方面，性别平等的提升并不总是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城市中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可能会发现，她们在校园里的成功并未能顺利转化为职场上的成就。社会政策和福利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将育儿责任视为家庭私事，而女性则无偿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的照料工作。难道仅仅获得允许，我们就应该生二孩了吗？2015年我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单独二孩政策对妇女就业的影响研究”获得批准，走上了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2017年邀请到刚刚回国的沈洋老师共同研究二孩妈妈，几年间不仅完成了“二孩三部曲”论文，还延伸出一批媒体文章，项目也于2021年终于结项。期间我最终没有选择再生一个，而沈老师在纠结之后决定生育，晋升为“新手妈妈”；并且在蹚过疫情的数年后，添了第二个千金，荣升拥有两个女儿的“一等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