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3年，清同治二年，距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已近二十载，而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也只剩下不到一年的光景就要被攻破了。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六日，苏州城内外却反常地没有弥漫着战火硝烟，反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令人不安的平静。

淮军经过数月的围困，苏州城外太平军的各个重要据点都已相继失守，这座曾经坚不可摧的古城，城破只在旦夕之间。

在守城无望的绝境下，城内的太平军八位王爵和八位天将，包括纳王郜云官（郜永宽）、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这“四王”，以及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这“四天将”，竟然选择了一条出人意料的路——他们杀害了坚持誓死守城的慕王谭绍光，并带着城内数万太平军向李鸿章的淮军投降。

12月6日这天中午，本该是李鸿章设宴款待八位降王的好日子。可谁能想到，等待着这八位降王和他们数万部下的，竟是一场血雨腥风。李鸿章为何敢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杀了八王与上万降兵？

当时，太平军各个外围据点尽数失守，慕王谭绍光誓死坚守，另一边，纳王郜云官、康王汪安均、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等八王却已心怀退意。

八王背后有数万精兵，足以自保。可他们不愿与李鸿章死战，而想求一线生机。

于是，八王联络淮军将领程学启，并借助常胜军总指挥戈登从中斡旋，向李鸿章示好。慕王谭绍光反对降清，被杀。八王自认掌控局面，将全城将士向李鸿章投诚。

当时，戈登是个重要人物。此人是英国人，接手常胜军后纪律严明，声名颇佳。

八王相信戈登的担保，而戈登也深信李鸿章能遵守承诺。小僮翻看《太平天国亲历记》时，记载了这场宴请：八王赴宴时并未携带随从，彼时他们并未料到，城门外的淮军已严阵以待。

午时，八王兴冲冲赴宴，想象的是安然受降的场面。

可迎接他们的，是程学启早布下的刀斧手。片刻之间，宴席血溅，当场伏诛。紧接着，解除武装的降兵也被淮军屠戮，尸横遍野。

小僮读史时，常想那日苏州城内的巷弄里，是否弥漫着血腥气，街边的百姓是否也吓得不敢出门。

为何要杀？杀降本是兵家忌讳。史家多有三种说法，各有因果。

先说第一种：八王狮子大开口，令李鸿章不能答应。

苏州八王虽投诚，却提出苛刻要求，要保全兵权，更要封正二品总兵官职。

李鸿章虽想宽待，但难以上奏朝廷同意。此时苏州城破已是必然，八王依旧能令数万兵一夜剃发，足见其仍具兵权，不甘束手待缚。

八王自觉是“谈判者”，李鸿章却视其为降将。双方地位认知不同，埋下祸根。

八王要权要官，是怕被卸磨杀驴。李鸿章想收兵而非留敌，更怕其再反复。

于是，程学启、李鸿章商议后，决意动手。行事虽快，但非仓促，显是深思熟虑。

再说第二种说法：杀降也是政治博弈，李鸿章意在钳制常胜军。

戈登带领的常胜军战功显赫，纪律严明，深得洋人和朝廷好感。若八王投降顺利，功劳尽归戈登。

李鸿章若想掌控大局，就必须打压戈登的功绩，让外人知道，苏州是淮军平定的，而非依赖洋人。

此举虽险，却符合官场逻辑。

当时，戈登大怒，持枪满城搜李鸿章的传闻，不禁心惊。

戈登甚至想将苏州城还给太平军，以洗清背书之责。可不久后，李鸿章依旧化解，二人言和，戈登继续效力。

有人说，是李鸿章给了七万两银子收买戈登。但戈登离华时拒绝赏银，只取勋章与荣誉。可见事情更复杂。

第三种观点：为钱。

八王财力丰厚，家中积蓄无数。淮军军饷本就拮据，常年依赖地方筹措。

戈登也曾向李鸿章讨军饷，李只答应一部分。而淮军将士冒死攻城，也盼有实利。

杀降之后，淮军立刻洗劫八王宅邸，得金银财帛以充军需。

这背后，是当时军队供养难题的缩影。

小僮常想，那一夜八王也许想过背叛，也许想过苟活。但未必料到李鸿章真的敢杀。

更想不到的是，这一刀不仅砍向了太平军，也让李鸿章背负了“杀降”之名，日后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

戈登与李鸿章此后重归合作，说明其中或真有难言之苦。

而杀降也打击了太平军的信任，日后他们再难轻易投降。

太平军抗争更顽强，苏州之后，清军攻城更艰。

可常胜军仍效力清廷，一度助李鸿章拿下常熟、昆山等地。

有人说，若不杀降，或能减少战事。但李鸿章也未必能收得了数万降兵。

苏州城内杀声四起后，天京方向的太平军震动。对太平军来说，这证明了降清无用，只能死战。

对清军来说，也断了和平收城的可能。

其实杀降非独李鸿章。湘军曾国藩也被迫默许过类似行径。

战乱时代，生死只在一念之间。小僮读史，每到此处，心中总觉得冷。

再说戈登，他在英法联军中见识过劫掠与焚毁，心中怀疑殖民之义。

掌常胜军后，以军纪严格自矜，反感屠杀。昆山一役，优待八百俘虏，还让他们反投太平军。

这也是八王信任戈登的重要原因。

但官场残酷，外人很难左右大势。

戈登虽力保八王，但改变不了李鸿章与程学启的决定。

更何况，李鸿章也要对清廷、对未来战局负责。对其而言，与其留后患，不如先稳大局。

后来李鸿章也上奏解释，八王仍可集结兵变，非纯降将。

朝廷虽斥责，却未重罚。背后也有对李的默许。

战乱年代，往往只能选最少祸的路。

苏州杀降使太平军再难降清，最后至天京之覆。

湘、淮两军屠城劫掠也多所闻。非曾国藩、李鸿章不欲管，而是乱世军纪难控。

军士冒死攻城，若无赏银犒劳，队伍易散。

有人说李鸿章冷酷，也有人说其有苦衷。

但小僮只记得：那年冬夜，苏州城河道被尸首淤塞，血染旧墙。

那一夜，或许注定成了太平天国衰亡的转折，也成为李鸿章一生难解的争议。

此后，李鸿章又靠淮军与常胜军攻下南京，太平天国覆亡。

而戈登功成后离华，只带走勋章，不取银两，后来客死他乡。

程学启不久也殒命。乱世功名，如风中火烛，瞬息即逝。

小僮写到此，也只觉历史何其沉重。

李鸿章为何敢杀降？也许因为政治，也许因为钱，也许因为无法两全。

但那日城头血光，让后人再难忘记。

参考：《太平天国亲历记》《李鸿章苏州杀降事件还原》《杀降的“国情”与“公例”》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