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被寄予厚望的海南特区，其开局堪称“梦幻”。主政的许士杰、梁湘没有简单复制深圳，而是大胆提出了向新加坡学习的“引进外资，成片承包”的超级方案。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洋浦——这片拥有深水良港和战略位置的土地，计划以极低的地价和70年的租期，交由香港熊谷组进行整体开发。

这一模式的本质，是试图在基础设施为零、财政“空空如也”的困境下，借助国际资本的巨量投入，实现区域的快速引爆。它所配套的“资金、人员、货物进出自由”政策，即便在今天看来，其开放度也令人惊叹。

然而，这个极具前瞻性的经济构想，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熊谷组复杂的股权背景。因为日资占了37%，触动了近代史留下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关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激烈争论。

因此，当“将30平方公里土地租给外资七十年”的消息传开，它迅速被贴上“卖国”、“新租界”的标签，也引起了群众的巨大忧虑，这种忧虑，并非源于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否定，而是源于对战略资产控制权、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底线可能被突破的深切忧虑。

于是，一个本可激发巨大经济活力的市场行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异化为一个特殊问题。长达三年的争论与停滞，耗尽了洋浦的先发优势，也让观望中的国际资本转投他处。

就在这期间，浦东的开发提上了日程。应该说，浦东开发启动比海南晚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共识凝聚期”。

全社会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前进方向有了共识。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虽然在当时仍有波澜，但支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社会主流共识已经更为强大和清晰。

浦东的开发，虽然同样需要大规模利用外资，但其主导模式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我为主”的原则。

它没有采取洋浦那种“成片出让”的激进方式，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再分块、分片进行项目招商和合作开发。这种模式，在形式上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它维护了国家在土地开发中的主导权，契合了当时社会对“主权”和“控制力”的心理需求。

更重要的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和经济中心，上海拥有深厚的人才基础、产业底蕴和管理经验。国家将浦东开发的重任交给上海，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为浦东扫清了许多非经济层面的障碍，使得它能够心无旁骛地吸引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

笔者认为，浦东能一跃而起，这些固然是基础，但不得不提的是，此时依然在海南洋浦的讨论，却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推力，撬动了浦东的跃升。

因为建与不建一直有争议，有争议就得拖，就让洋浦模式彻底失去了先发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已经准备好充足资金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是不可能在这里耗着等的。于是，他们瞄准了启动开发的浦东，几乎就在一夜间全部转到浦东新区，这些资金的涌入，让浦东一跃而起。

不得不说，浦东的成功，在于它精准地踏在了时代共识的鼓点上。当全国上下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路径形成了更广泛的认同时，一个拥有雄厚基础、且开发模式更“稳妥”的地区，自然能汇聚起磅礴的国力与全球资本，成就一番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