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被寄予厚望的海南特区,其开局堪称“梦幻”。主政的许士杰、梁湘没有简单复制深圳,而是大胆提出了向新加坡学习的“引进外资,成片承包”的超级方案。
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洋浦——这片拥有深水良港和战略位置的土地,计划以极低的地价和70年的租期,交由香港熊谷组进行整体开发。
这一模式的本质,是试图在基础设施为零、财政“空空如也”的困境下,借助国际资本的巨量投入,实现区域的快速引爆。它所配套的“资金、人员、货物进出自由”政策,即便在今天看来,其开放度也令人惊叹。
然而,这个极具前瞻性的经济构想,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熊谷组复杂的股权背景。因为日资占了37%,触动了近代史留下的敏感神经,引发了关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激烈争论。
因此,当“将30平方公里土地租给外资七十年”的消息传开,它迅速被贴上“卖国”、“新租界”的标签,也引起了群众的巨大忧虑,这种忧虑,并非源于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否定,而是源于对战略资产控制权、社会主义土地制度底线可能被突破的深切忧虑。
于是,一个本可激发巨大经济活力的市场行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异化为一个特殊问题。长达三年的争论与停滞,耗尽了洋浦的先发优势,也让观望中的国际资本转投他处。
就在这期间,浦东的开发提上了日程。应该说,浦东开发启动比海南晚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共识凝聚期”。
全社会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前进方向有了共识。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虽然在当时仍有波澜,但支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社会主流共识已经更为强大和清晰。
浦东的开发,虽然同样需要大规模利用外资,但其主导模式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我为主”的原则。
它没有采取洋浦那种“成片出让”的激进方式,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再分块、分片进行项目招商和合作开发。这种模式,在形式上更易于被理解和接受,它维护了国家在土地开发中的主导权,契合了当时社会对“主权”和“控制力”的心理需求。
更重要的是,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和经济中心,上海拥有深厚的人才基础、产业底蕴和管理经验。国家将浦东开发的重任交给上海,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为浦东扫清了许多非经济层面的障碍,使得它能够心无旁骛地吸引资源,实现跨越式发展。
笔者认为,浦东能一跃而起,这些固然是基础,但不得不提的是,此时依然在海南洋浦的讨论,却形成了一股无形的推力,撬动了浦东的跃升。
因为建与不建一直有争议,有争议就得拖,就让洋浦模式彻底失去了先发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已经准备好充足资金各种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是不可能在这里耗着等的。于是,他们瞄准了启动开发的浦东,几乎就在一夜间全部转到浦东新区,这些资金的涌入,让浦东一跃而起。
不得不说,浦东的成功,在于它精准地踏在了时代共识的鼓点上。当全国上下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路径形成了更广泛的认同时,一个拥有雄厚基础、且开发模式更“稳妥”的地区,自然能汇聚起磅礴的国力与全球资本,成就一番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