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军残忍的杀害于苏门答腊丛林，1952年，这位为了抗日救国事业奔波一生，并且献出宝贵生命的著名作家，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孤独、敏感、颓废，愤世嫉俗又放荡不羁，这一切都是郁达夫身上的标签。他的一生褒贬不一，既为了抗日救亡事业尽心尽力，得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肯定，又因为偏激且多情的性格，在婚姻上纠结彷徨，被斥为“渣男”。

郁达夫的一生经历过三段婚姻，而这其中的两次都是以悲剧收场。

郁达夫的发妻叫做孙荃，两人是同乡，经人介绍认识后，很快郁达夫就被孙荃的聪慧和才情打动，并在1920年举行了婚礼。

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了三个孩子。然而正当孙荃全心全意抚养子女之时，却没有想到，生性多情的丈夫竟然移情别恋，看上了有“杭州第一美女”之称的王映霞。

王映霞，1908年生于杭州，从小就在浙江女子师范学院等处学习，才情出众，更兼相貌美丽，是许多青年才俊追求的对象。

1927年，郁达夫在老同学孙百钢家中偶遇王映霞，落落大方，美丽动人的王映霞瞬间就让郁达夫沦陷了，他凑近了王，略带羞涩的搭讪道：“这个妹妹好像在哪里见过啊？”不过如此老套的撩妹套路，再加上郁达夫要比王映霞大十几岁，因此王映霞并没有搭理他。

然而郁达夫就仿佛着了魔一样，开始了疯狂而热烈的追求，更是用自己文字的特长，写了一封又一封动人的情书，最终情窦初开的王映霞也深深的爱上了这个有才情，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两人在杭州订了婚。

得知消息的孙荃，无可奈何，只能选择默默承受，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富阳老家，一个人抚养着三个年幼的子女，舔舐着感情的伤口。

然而尽管爱的轰轰烈烈，为爱抛家弃子，郁达夫仍然没能和王映霞走到最后，十三年后，两人也结束了这场让双方都遍体鳞伤的婚姻。

按照郁达夫的说法，他发现了王映霞和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私信，认为两人有染，但从王映霞晚年点点滴滴的回忆中，却发现并非如此，两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上差异巨大，这才是导致这一对外人眼中的“神仙眷侣”劳燕分飞的真正原因。

随性的穿衣风格

郁达夫和鲁迅是至交好友，两人在一点上很是相似，就是都不修边幅，穿衣很随意，甚至有点“邋遢”。不过遇到许广平后的鲁迅，在妻子的打理下慢慢好起来，但是郁达夫终其一生，都保持了这样的穿衣风格，即使王映霞，也没能变其分毫。

据王映霞的回忆，第一次在世伯孙百刚家中见到郁达夫时，他穿着一件灰色羊皮长袍，脚上是白纱袜和黑布鞋，黑白灰的搭配看起来有些怪异。头发则因为长期不剪，变成了一个长达一寸的平头，而且有的头发笔直冲天，有的则散乱着向后倒，一看就是一个落拓不羁的文人。

郁达夫不讲究穿着，对衣服的款式、新旧一概不关心，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衣服保暖就行，何必问这问那呢？

郁达夫的一生只爱穿布衣，有时候还喜欢在短袖外面套个长袍，看起来就像一个剃头师傅。虽然他留学日本，但是却完全不喜欢西装和皮鞋，出门就是圆口布鞋，而且从来不用梳子，打理头发全靠手，乱了就用手捋捋。

不光自己不讲究穿着，郁达夫也不喜欢王映霞收拾打扮。两人在一起的十几年里，王映霞最常穿的就是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一次她穿了件讲究的咖啡色绸旗袍和郁达夫出门，郁达夫看了眼妻子的衣服，眉头一皱，当即取消了当天的应酬。

年轻爱美的王映霞对丈夫强烈的控制欲很是不满，两人因此多次吵架，虽然后来郁达夫做出了一定让步，允许王映霞穿绸缎衣服，但是还是会审查她每次出门的打扮，这也让王映霞一直不太高兴。

嗜酒如命

在衣食住行这四件大事中，郁达夫最讲究的要算是吃了。他经常说：“我们无产者唯一靠得住的财产，就是自己的身体。文章写不出来事小，身体出问题就事大了。”

因此郁达夫的家中，吃的开支占到了收入的近一半，大约每个月都要吃掉一百多银洋，换成白米能有十多石。

因为吃得好，所以鲁迅、田汉、沈从文等人都是郁达夫的座上客，有事没事就会来蹭饭吃，而好客的郁达夫夫妇也是来者不拒，一律欢迎，比如鲁迅那句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就是在郁达夫的家宴上写出来的。

郁达夫虽然瘦，但是胃口很好，一顿能吃一只童子鸡，因为饮食有质量，他幼年时的肺病和痔疮竟都不治而愈，也算是一大乐事。

爱吃的郁达夫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喝酒，甚至可以说是嗜酒如命。每顿必饮黄酒一斤，有的时候也会去喝白兰地等外酒，喝的酩酊大醉是常有的事，有数次，甚至醉倒在路边，就这样在大马路上睡了一夜才回家。

对郁达夫的酗酒，王映霞很是苦恼，她还和郁达夫约法三章，对其喝酒给出了明确的限制。起初还有些作用，久而久之，天性狂放不羁的郁达夫就受不了这些条条框框的约束，两人之间因为喝酒发生的冲突也是越来越多。

住和行

除了衣食，两人在住行上也有着不小的分歧。郁达夫当时经常发表文章，稿费相当优厚，但是在住和行上却跟穿一样，并不讲究，基本属于能凑合就行，这一点让身为妻子的王映霞不是很满意。

两人结婚时，蜜月竟是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度过的。后来发现不是个长久之计，这才花每月八元租金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居住，像电灯电扇等器具都没有，一到夏天就无比闷热。

直到后来，王映霞的祖父返回杭州，上海的屋子空了下来，郁达夫两人才搬了过去，这才算是过上了像样一点的生活。不过即使这样，屋里的摆设依然极其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还有两把椅子和一个梳妆台。就这些家居还不是买的，而是找木器店租的，据王映霞回忆每月租金十二元。

要知道当时郁达夫随便给《申报》副刊写个五六百字短文，就有十元收入。但是他宁可买书、买酒，也不愿意为了住所这样的“身外之物”多花一些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33年两人迁到杭州以后，郁达夫忽然有了建一所自己的房子这样的想法，他用了三年时间，花了一万余元，建成了一座砖瓦平房，并亲自给取名叫“风雨茅庐”，可惜的是，这座房子建成后，郁达夫就去了福州，很少来住。

随着抗战爆发，杭州沦陷，郁达夫更是没有机会入住自己的茅庐，直到1945年在南洋被害，郁达夫在自己苦心建造的房屋里住的日子屈指可数。

说完了住，再说说行。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出租汽车已经开始流行了，不论远近一律银洋一元。郁达夫对此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在抢钱，从来不曾坐过出租车。

在上海时，鲁迅住虹口，郁达夫夫妇住在沪西，相距很远。想见面就是坐有轨电车。这种电车分为头等和三等两种，头等电车座位舒适，但是票价略贵，因此郁达夫从来只坐三等，这种车多半是拖车，颠簸的很，但是郁达夫却处之泰然，甘之若饴。

至于路途近的，郁达夫就会坐黄包车。久而久之，他发现了秘密，如果车夫是老年人，因为拉的慢，要价会低一些，所以郁达夫每次坐车都要挑上年纪人拉的车。

一次王映霞的祖父从杭州来上海，郁达夫前去接站。这天大雨滂沱，结果郁达夫习惯性的给叫了一辆老年人拉的黄包车。等到了家，王映霞祖父浑身湿透了，因为没衣服换，只好在被窝里呆了一天。

这件事也把王映霞气得够呛，两人吵了一架。不过郁达夫过后依然我行我素，没什么太大改变。

这样的小事多了，两人之间争吵也是越来越多，彼此的生活习惯的性情差距越来越明显，最终在结婚十三年后，劳燕分飞。

郁达夫的一生极其复杂，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既热情如火，又冷漠如冰，让人捉摸不透，也正因此关于他的评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过就像郁达夫的大儿子郁飞所说：

我的父亲优点和缺点都极为明显，他很爱自己的国家，为之奔波一生，对朋友也很热心很真诚。但是为人处世很冲动，性情古怪，以至于家庭和生活都不愉快，他不是圣人，但也不是坏人，只是一个文人，不要刻意去美化，也不要刻意去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