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经济那几次大起大落，总让人觉得有点神秘。明明经济泡沫破裂、企业负债累累、失业率往上冲，可大街上却看不见人们上街抗议的场面。不像一些西方国家，一遇金融危机就有大规模示威、砸玻璃、烧汽车。温铁军教授对此分析得很透，他说问题要从日本那套独特的经济体系讲起。

日本并不是天生忍耐力强，而是靠着层层制度设计，把危机都困在系统内部。社会虽然跟着晃，但被压得牢牢的，不会一下子炸开。

1985年，广场协议签下后，日本经济就像被人按下加速键，径直冲向巨大的泡沫。美国觉得日本出口太猛，自己的贸易逆差越堆越高，于是把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叫到纽约广场饭店谈判。结果谈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240比1狂升到120比1，几乎升了一倍。对日本企业来说，这简直是噩梦。汽车、电子产品在美国卖不起价，利润掉得厉害。企业家们只好把工厂往海外迁，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因此成了日本产业外移的集中地。

海外资本回流后，日本央行看到局势不妙，赶紧把利率从5%降到2.5%。结果钱潮一下子涌向市场，股市和房地产跟着疯涨。东京的地价贵得离谱，每平方米上百万日元，全国土地总价甚至能顶美国国土好几倍。谁能想到，这股热闹劲只撑了五年，1990年利率一上调，泡沫就瞬间破碎。

泡沫一破，冲击非常大。1991年日经指数从接近四万点直接腰斩，银行坏账累积上百兆日元，企业倒闭潮一波又一波。GDP增长从高速掉到连1%都不到，失业率从2%涨到5%，老百姓的日子明显紧张。但奇怪的是，日本社会却没有出现像1929年美国大萧条那样的乱象，街头没有工人围着火堆取暖，也没有巴黎那类频繁的罢工冲突，日本人只是默默扛着，表面平静得很。

为何如此？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性格多能忍，而是整个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就被锁得严严实实，各种制度像缓冲层一样，把危机一步步过滤掉，不让民间的不满迅速聚集。广场协议本质上是美国把自身危机向日本转嫁，日本作为战后美国庇护下的盟友，只能硬接。结果出口被压、国内又因宽松货币引发投机狂热，企业把精力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市场，把资源全堆进虚拟经济，实体部分像泄了气。温铁军指出，这种外部压力经过层层传导，被日本内部体系软化掉，不会直接砸向普通人。

战后日本的经济基础，本来就是靠美国援助建立起来的。1945年战败后，麦克阿瑟统治下推行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1950年代，美国又给了日本22亿美元的援助，相当于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三分之一。这些资金集中投入钢铁、纺织等产业，让日本在60年代实现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但广场协议把节奏彻底打乱。日元变贵，竞争力下降，企业海外投资猛增，到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300亿美元。

国内则同时经历地产神话破灭，东京房价腰斩，开发商怨声载道。政府推出一批又一批刺激计划，砸下万亿资金修路建桥，可GDP增长依然围着1%徘徊。看似跌宕起伏，其实都是在被外部秩序推着走，日本只能不断调整应对。把日本和中国相比，日本被占领过、经济起步依赖外援，而中国从未失去主权，只能靠自身摸索起家，虽然艰难，却捕获了自主发展的底气，也不用随便承接别人转嫁的危机。

泡沫破裂后，日本进入所谓“失落的十年”。1991到2000年，GDP累计增长还不到20%。银行系统大规模重组，坏账处理拖拖拉拉。企业利润下降，中小企业订单减少，但社会秩序依旧稳定。这就是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不是西方式的放任自由，而是典型的东亚模式——政府、企业、农协捆绑得很紧。

西方式资本主义强调股东短期利益，只要亏损就裁员清算，于是失业潮来得猛烈，社会动荡不难出现。而日本模式追求长期稳定，遇到危机会优先在内部消化。这并非道德抬高，而是制度运作的必然结果。经历广场协议后，日本吸取了教训。2012年安倍上台后搞“三支箭”，疯狂宽松、提高财政支出，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继续暴涨，到2020年日本持有的美债超过1.2万亿美元。国内GDP年均只有0.5%，但日本企业在海外赚的钱能抵两个日本。看似很稳，其实是把鸡蛋主要放在海外篮子，出了风险最终还是国内买单。

日本经济多次崩而社会不乱，关键在两层“铁网”：城市里的是企业集团，农村里的是农协系统。这两个体系像双重保险，把老百姓的生活牢牢套住，不让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城市中的企业集团是六大财阀解散后形成的松散版本，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业，总资产占整个国家GDP的三成。

集团内部子公司分工清晰，通过交叉持股避免竞争，即便银行卡也按集团分为不同系统。日本60%的中小企业都是这些集团的供应商，一旦断了订单，基本活不下去。危机的时候，集团内部会优先调节岗位，把裁员比例压到3%以内，整个日本失业率最高也不过4.1%。这和美国大萧条时25%的失业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日本讲究终身雇佣和按资历排职位，年轻人慢慢熬资历，技术靠师徒传授，新人要跳槽非常难。企业布局多元，金融、保险、地产都涉足，把风险撒开像织大网。

农村那边，JA农协系统更是强大。1947年成立后几乎垄断了整个农业，直到2001年才允许更多自由经营。JA掌控全国农金市场，经营销售、金融、保险、商超、旅游等几乎所有农村业务。农民种的稻谷都通过JA卖，结算效率高，收入比城市高2%左右。政府还提供免税和财政补贴，让农村超过一半收益能回流本地，用来搞培训、推广服务和基层医疗。

2011年开放部分农业给企业进入，但JA仍旧是老大。农协规模巨大、技术领先，使农村成为城市危机时的缓冲区。城市年轻人失业了，可以回乡，底盘因此稳住。温铁军说，这就是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靠的是严格的系统控制，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性忍耐”。

想想看，企业集团之间不激烈竞争，内部多元产业互相支撑；农协一家独大，服务覆盖所有农村需求。泡沫破灭后，1995年的阪神地震重建资金也通过JA体系分配，一下子稳住了农村。工会的谈判也相对温和，因为员工的饭碗握在集团和农协手里，一旦有不良记录，未来就业基本没戏。失业的人也大多在家待着，不容易形成街头冲突。

相比之下，西方的自由市场体系下，一个企业倒闭，工人很快就流落街头。而在日本，这张系统大网把危机一层层过滤。企业集团源自战前财阀制度，战后虽被解散但框架仍在，政府（通产省）在其中也主动引导。韩国的财阀体系如三星、现代跟日本类似，子公司间资金调度高度集中。这类东亚模式强调国家干预和长期关系，与西方那种动不动就并购、CEO盯季度报表的模式完全不同。

当然，这张铁网也有负面效果，比如创新速度慢、体系僵化。按资历晋升让年轻人感到压抑，技术被锁在集团内部，外企也很难进入。但在危机时，它就是护城河。整个失落的十年，日本GDP虽然只有1.1%的年均增长，比战前的平均4%低很多，但社会依旧没垮。银行坏账问题靠政府注资处理，企业集团顶住了大部分冲击。农村的JA系统到2015年开始做区域整合，利用无人机等新技术改进农业，让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有限。

日本的东亚模式延续到今天，依然靠海外布局来兜底。2012年安倍三箭政策之后，量化宽松和零利率常态化，股市回升，企业继续海外扩张。2020年疫情期间，日本调整供应链，同时投入大量资金保住中小企业。虽然国内GDP增长不高，但海外收益依然可观，是本土的1.5倍左右。

这种模式和西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完全不同。西方重自由市场和股东利益，危机来时金融崩盘、失业潮接踵而至。欧洲的莱茵模式稍微强调银行干预，但仍不如东亚系统的管控力度。日本、韩国乃至部分中国制度中，都有国家、企业、农协等多方紧密协作的特征，通过出口导向、补贴和保护来维持稳定。温铁军说，日本当年的无主权状态导致必须接受美国安排，而中国虽然穷，却坚持主权自主，不必轻易把命脉交出去。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美苏两极主导。美国用马歇尔计划扶欧洲，用22亿美援扶日本；中国则靠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从零开始推动工业化。广场协议延续的是这种全球秩序，美国把危机转向亚洲，日本只能被动承接。

如今中美贸易摩擦、汇率波动、关税壁垒不断，日本的经验提醒我们：内部稳固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的工业体系以国有为骨架，农村保持集体组织结构，在某些方面和日本类似但更灵活，加上完整主权，使得应对全球变化有更大空间。东亚模式虽然不完美，也面临老龄化、企业外迁等挑战，但它证明了：制度的控制力足够强时，社会可以在经济危机下保持稳定。

日本经济多次崩盘却从未乱街头，根本原因就在于强大的制度铁网和深度的外部依赖。温铁军的观点很接地气，他提醒我们：主权与制度都是代价换来的。中国走的路虽和日本有些相似，但更加自主、更加厚实——当危机来临，只要守住内部体系、稳住基本盘，再布局海外，就不容易被外部剧变带乱。